史前館國寶故事系列2：談喇叭形玉環與鈴形玉珠之佩戴方式─來自卑南文化公園PNPAB7的啟發

文‧圖／葉美珍‧李坤修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五組指定國寶包括喇叭形玉環、鈴形玉飾、人獸形玉玦、長玉管及蛙形玉飾，分別在持續數千年的玉器傳統中出現於不同時間點，各代表一種獨特玉器品類。出現比較早的是喇叭形玉環與鈴形玉珠，幾乎是同時性的玉器，因為在卑南遺址有少數女性石板棺棺主會同時佩戴這兩種玉器。

　　卑南遺址陪葬鈴形玉珠與喇叭形玉環之石板棺埋於較深層位，故知這兩類標本屬於早期階段，存在年代介於繩紋陶時代至素面陶時代，即富山文化至卑南文化之間。這時葬俗已採石板棺葬，標本多出自石板棺。故推測卑南遺址出土的喇叭形玉環與鈴形玉飾早期流行年代，約距今4000年前至3500年前。

　　早期玉器除喇叭形手環、鈴形玉珠外，還有方形玉玦及小管珠。1980年代由臺灣大學執行之卑南遺址發掘範圍內出土1500多具石板棺，其中有埋於較深地層之9棺出土喇叭形玉環、鈴形玉珠、方形玉玦其中之一至三項，都伴隨有小管珠，小管珠是常見的基本玉飾。

　　由於喇叭形玉環、鈴形玉珠及方形玉玦都是稀少的玉器，加上基本陪葬品小管珠，以這些玉器作為陪葬品顯示墓主當時的財富、身分與地位。

　　這四種陪葬品可以看到幾種組合，一是陪葬其中兩種玉器，分別是鈴形玉珠加小管珠、方形玉玦加小管珠、喇叭形玉環加小管珠等組合。二是陪葬其中三種玉器，可以見到鈴形玉珠、方形玉玦以及小管珠的組合，以及鈴形玉珠、喇叭形玉環、小管珠之組合，最後也是最少見的則是石板棺陪葬鈴形玉珠、喇叭形玉環、方形玉玦及小管珠等四種玉器。

　　上述9棺中至少陪葬鈴形玉珠者7棺，至少陪葬喇叭形玉環者6棺，同時陪葬鈴形玉珠及喇叭形玉環者有4棺。這些石板棺有的被局部破壞，有的人骨不存或僅存部分人骨，但可判斷大多為成年女性單人墓葬（連照美2007：169、173）。

　　此外1983-1984年間臺東縣政府亦於卑南遺址清理400多個石板棺（吳敦善1985），四組國寶玉器即來自當時所採集，由臺東縣政府移轉至本館典藏。在清理的476棺中，至少有4棺陪葬喇叭形玉環或鈴形玉珠，亦均伴隨小管珠。國寶喇叭形玉環即伴隨出土10多個小管珠，國寶鈴形玉珠出自不同石板棺，伴隨的是另外的玉環及中小型管珠。

　　那麼珍稀的喇叭形玉環與鈴形玉珠如何裝飾於人身呢？由於裝飾玉器的使用方式常由玉器出土於人體之相對位置來做推測，而陪葬喇叭形玉環與鈴形玉珠的石板棺由於年代較為久遠，棺內通常未保存人骨或僅保存局部人骨。國寶玉器所出石板棺即因為無人骨保存，無法提供配戴方式的參考。

　　在這種限制下，作者以卑南文化公園內出土之1具陪葬特殊玉器石板棺為例來作觀察，配合研究者已提出之推測，來推敲喇叭形玉環與鈴形玉珠的佩戴方式。

圖版1：國寶喇叭形玉環。	圖版2：國寶鈴形玉珠。

　　1988年教育部為籌設史前館而委託臺灣大學在卑南文化公園基地進行試掘工作，其中1具石棺陪葬小管珠、喇叭形玉環及鈴形玉珠，作者（李坤修）因屬現場執行者而有幸親身觀察出土過程（註1），就以此來探討喇叭形手環及鈴形玉珠的佩戴。

圖1.卑南文化公園PNPAB7棺內現象（轉繪自連照美、宋文薰2006：302，圖版IV-32）。

　　PNPAB7是卑南文化公園第7號墓葬的代號，出土位置約是現在公園東側考古工作室前小路不遠處，距離園區南界道路約100公尺。這個石板棺「棺蓋距地表250cm。整個棺埋於砂礫及礫石層中。…棺內人骨保存條件很差，僅南端有頭骨輪廓痕跡及部分上、下顎及牙齒殘存，單體直肢的成年女性，頭朝南，臉朝西，棺內長度180cm。」（連照美、宋文薰2006：297）

一、棺主人體骨架的推測

　　此棺相關照片發表於上述原始報告，為方便說明，現在將棺內現象照片（同上：302，圖版IV-32）轉繪成圖1，圖中上端棺板為南側板，下端為北側板。事實上此一棺內人骨保存太少，並不利於判斷玉器在人體的相對位置，在此根據當時觀察經驗，提出對於人體骨架位置推測。

　　首先，要說明的是B7棺內長度180cm，在人體骨架無存的情況，容易讓人產生人體骨架等同於棺內長度的錯覺，也會對於人體部位產生誤判。事實上180cm之棺內長度，明顯長於當時女性160cm以內的可能身高，而且墓主頭頸位置非常接近南板，幾乎頭頂抵南側板，顯示棺主身體偏南放置，腳端應留有許多空間。

　　其次，棺內陪葬玉器出土於棺主上半身，陪葬品有三項。從頭頂而下，最高處是頭頂及頭後側有鈴形玉珠，第二項是小玉管珠，其出土位置（較高處管珠）對應的是下顎後方之頸部（人骨未保存），第三項是左手位置的喇叭形手環（註2）。

　　棺主頸部戴28顆小玉管珠，小管珠一般認為是直接用纖維線串起成為頸鍊，屬於比較簡易而自由的串穿方式。按長度從1cm以內到2、3cm左右的小管珠，是史前時代製作及使用玉器文化中常見的裝飾品，發展較早且延續較久，以裁切剩餘的碎玉料即可製作。因此從新石器時代早期至晚期，即使隨著工具與技術的進步而可製作較長玉管以後，小管珠一直到被玻璃珠取代前都在使用，當然穿孔及製作痕跡會有些變化。

二、喇叭形玉環之佩戴

　　上半身骨架的判斷是推論喇叭形玉環配戴部位的關鍵。由於棺主臉部側轉下垂且上下顎骨張開，頸部接頭骨，肩部會緊接顎骨之下，如此一來腰部盆骨及手肘關節位置會在兩塊底板交接處，而喇叭形玉環佩戴部位偏手肘關節下方，亦即位置約在下臂。同時以人體工學來驗證，國寶手環內徑58.8mm之尺寸，正適合左手圍中等且下臂瘦削的女性佩戴，手由喇叭口（較大一端）穿入，有如現代戴手鐲的方式，約可推至接近手肘關節處。

圖2.馬來西亞吉蘭丹州新石器時代女性墓葬，右手戴T形環。 （Bellwood1997:Plate 44）

　　此外還有其他的輔證，在〈喇叭形玉環與雙凸領環的世界〉文中提到，喇叭形環屬於凸領環（T形環）範疇之單凸領環，於卑南遺址單凸領環包括環肉斷面呈「L」形以及圓弧化類型（喇叭形），國寶喇叭形玉環屬於後者。

　　T形環亦見於東南亞幾個國家。翻開澳洲考古學家Peter Bellwood所著Prehistory of the Indo-Malaysian Archipelago書中，一張由馬來西亞國家博物館提供之照片（Plate44），其為馬來西亞吉蘭丹州新石器時代史前遺址出土之墓葬現象（圖2），一位女性墓主右手戴著「T形環」，其質地雖未載明，手環之形制相當接近喇叭形玉環。這不僅顯示此類手環之配戴模式，亦可輔證上述B7棺主配戴喇叭形玉環於手腕至手肘間之可能性，只是戴在左手的習慣與馬來西亞案例不同而已。

三、鈴形玉珠之佩戴

　　卑南遺址石板棺主擁有鈴形玉珠數量各有不同，例如臺大採集7具陪葬鈴形玉珠之石板棺中至少1棺陪葬鈴形玉珠數超過百顆，其他為數顆至數十顆。臺東縣府採集者至少2棺出土超過百顆。綜合上述，亦即僅有少數幾個墓葬因陪葬鈴形玉珠數量較多且保留在棺主身體部位者才能推測使用方式。

　　這位女性棺主戴有102顆鈴形玉珠，原戴在頭頂偏後側，另有部分玉珠掉落在底板。由於玉珠接觸底板，顯示是在埋葬後沒多久，砂土尚未流入棺中時即掉落在棺底板。玉珠在頭頂密集而有次序，即使掉落底板也維持略有次序而非散落狀態，顯示有纖維或線條穿過而維持次序狀態。

　　因此研究者「推測它們可能是穿著在一根細線，或釘綴在一條帶子上，形成一條綁在頭額上的帶狀綴飾。」（連照美2007：175）此一推測指出戴於頭額部位這個大方向。以B7棺主而言，玉珠出現於頭頂後側位置顯示與頭髮的關聯性更高，像是纏繞在頭頂髮束根部。

　　在此提出鈴形玉珠的思考。其一，每個玉珠看似鈴形，但仔細來看，其帶穿部位形狀有所差異，最相似的是從正面或側面看起來都是圓滾的腹部，或可能這種玉飾的表現重點是在於圓腹。當玉珠成串時，有如纍纍種子或果實，代表著穀物的豐收，也是生產力與生命延續的象徵。

　　其二、鈴形玉珠之穿徑很小，根據研究者對卑南遺址石板棺數十個鈴形玉珠穿徑的測量（連照美2007：185-186），穿徑小者僅0.54mm，穿徑大者亦僅1.44mm。因此不論線之纖維材質為何，都顯示3000多年前即可撚成如此細線，那麼以此細線製成的編織物不論複雜程度如何，其細緻度可能超過目前想像，亦即間接反映了織品及衣飾方面的工藝。

註一：1988年發掘工作為教育部籌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時委託臺大連照美教授及宋文薰教授所主持計畫，作者之一李坤修時任專任助理，執行考古發掘工作。

註二：此三項陪葬玉器細節請見相關研究報告（連照美、宋文薰2006）。

參考資料

吳敦善
1985〈處理卑南遺址非考古所出土之石板棺及殉葬物簡報：兼釋一個基層工作者的心路歷程〉，史聯雜誌7：79-88。

連照美
2007〈鈴形玉珠的考古學研究〉，《臺灣新石器時代墾丁寮遺址墓葬研究報告》：167-19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連照美、宋文薰
1989《臺東縣卑南文化公園考古試掘報告》，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專刊第15種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2006《卑南遺址發掘1986-1989》，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Bellwood ,P.
1997 Prehistory of the Indo-Malaysian Archipelago,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本文作者分別為史前館研究典藏組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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