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濱忠勇遺址的發掘與新發現（下）
文‧圖／李坤修
一、忠勇遺址的新發現
上一期文章〈長濱忠勇遺址的發掘與新發現（上）〉提到臺東縣長濱鄉忠勇遺址先期的發掘，本期文章接著談2018年臺東縣政府文化處委託本館執行臺東縣長濱鄉忠勇遺址及成功鎮白守蓮遺址的範圍及文化內容調查計畫時，在忠勇遺址進行考古試掘發現完整文化層的詮釋訊息。
本計畫在忠勇遺址發掘的三片土地正好位在忠勇聚落的中段，略呈東西向分布，其地表高程由西向東分別是138m、131m及123m，清楚顯示由西向東傾斜的地形。計畫在這三片土地上分別進行2個2mx2m的探坑試掘（圖1），結果只在地勢最高的P1及P2兩個探坑中發現文化層，其餘4個探坑內則未見明顯的文化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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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忠勇遺址發掘探坑位置圖。 |
從P1、P2兩探坑發掘出土的標本包括單石、石輪等巨石文化遺留，打製的石斧、網墜及磨製石刀、石鐮、石錛等石器，以及細繩紋陶、素面陶、獸形陶偶（把）等陶容器的碎片（見圖版1-6）。
遺物的種類與特徵幾乎和地表所發現的沒有明顯差異。不過其中包含幾項重要的發現可以把忠勇遺址的文化內涵做更清晰地描繪：
1.碳14定年結果
以文化層出土的木炭測得4個碳14年代，分別是2,400±30B.P.、2,690±30、2,710±30B.P.及2,780±30B.P.，經校正結果年代最早為2,953B.P.，最晚為2,348B.P.。這幾個年代清楚說明忠勇遺址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具體呈現學者過去推測的海岸巨石文化的年代。
2.陶容器特徵
從文化層出土的陶容器主要特徵如下：
（1）以素面陶為主，雙豎把罐形器及雙橫把缽形器應是主要器形。
（2）雙豎把罐的把手其罐口的接合點上緣會與口沿唇部切齊（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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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忠勇遺址出土之雙豎把陶罐。 |
圖3.忠勇遺址出土之各式紋飾把手。 |
（3）在罐形器的把手上及口沿唇部，以及缽形器的口沿外側會出現刺印紋。紋飾種類主要以短直線印紋組合成的交叉紋、曲折紋，或由米粒形刺印紋組合的葉脈紋、帶狀紋等（圖3）。
前述這幾種陶容器的特徵顯示忠勇遺址的陶器與北側石牌橋遺址相似而與長光遺址有明顯的差異。換言之，忠勇遺址的陶容器特徵顯示海岸巨石文化內涵其實存在差異性。
3.繩紋陶上的特殊紋飾
在文化層中出土少量細繩紋陶片。這現象在東海岸相當普遍，但忠勇遺址這類陶片與素面陶混雜，並沒有呈現上下層位的關係。出土的繩紋陶主要特徵之一是在侈口罐形器口沿外側也滿印垂直的繩紋（圖4），但更重要的現象是在罐形器口沿的唇面也出現短直線印紋組合的交叉紋（圖5）。這種紋飾同時也出現在「素面陶」的口沿與把手上，顯示這兩類陶之間密切的發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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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忠勇遺址出土之口部帶繩紋陶器。 |
圖5.繩紋陶罐口唇面上帶交叉印紋。 |
二、麒麟文化再思
1976年臺灣大學宋文薰教授在日本人類學雜誌發表〈台灣東海岸の巨石文化〉一文，首度提出將東部新石器時代區分為海岸類型的「巨石文化」及縱谷類型的「卑南系統文化」。隨後在1980年發表的文章中，進一步把巨石文化命名為「麒麟文化」（宋文薰1980），麒麟文化從此成為臺灣史前巨石文化的代名詞。
根據宋文薰教授的定義，麒麟文化的年代介於4000-2000B.P.，主要內涵是以海岸山脈的凝灰岩、集塊岩、砂岩、安山岩等材質製成的大型紀念物，種類包括岩棺、石壁、石柱、有肩單石、有槽單石、石輪、石像等。
1980年以後花東海岸的考古研究逐漸密集，不少巨石文化遺址陸續經考古發掘研究，從部分遺址中也發現石板棺、玉器、帶雙豎把或雙橫把陶容器等卑南文化的元素，甚至巨石遺留也出現在卑南遺址的現象，考古學家開始對麒麟文化的定義提出了疑問，因此出現「卑南文化和麒麟文化是同一文化的不同地方相」，或「麒麟文化是卑南文化麒麟類型」的說法。不過這兩種說法似乎也無法詮釋麒麟文化所包含的複雜內涵。
對麒麟文化研究有重大影響的考古發掘，早期包括八桑安遺址、都蘭遺址、長光遺址、東河南Ⅰ遺址及麻竹嶺遺址，最近則有下田組遺址、宮下遺址及本計畫的忠勇遺址及白守蓮遺址。其中在八桑安遺址、都蘭遺址、東河南Ⅰ遺址、白守蓮遺址、忠勇遺址及宮下遺址都出現細繩紋陶文化遺留。在都蘭遺址、東河南Ⅰ遺址及麻竹嶺遺址、白守蓮遺址、長光遺址、下田組遺址則出現卑南文化和麒麟文化元素混合的現象。忠勇遺址和下田組遺址出現忠勇類型的文化元素，長光遺址和宮下遺址出現花崗山文化的元素。八桑安遺址及白守蓮遺址出現靜浦文化層。
出土遺物特徵顯示，海岸巨石文化和花東縱谷巨石文化一樣，涵蓋的時間可能從繩紋陶文化時代延續到鐵器文化時代，其分布的空間可能涵蓋整個海岸山脈東側，牽涉到的文化類型可能包含細繩紋陶時代的大坑及富山文化，素面陶時代的花崗山、長光及卑南等文化，以及鐵器時代靜浦文化。所以使用海岸巨石遺物為主要文化內涵的麒麟文化，似乎包含著更複雜多元的文化內容，有必要做進一步釐清。
三、忠勇遺址與麒麟文化
本次忠勇遺址的發掘，對麒麟文化的再認識也提供重要線索，說明如下：
1.關於麒麟文化的年代
忠勇遺址出土巨石遺物及各類石器的文化層，經碳14定年結果介於2953B.P.至2348B.P.，這個年代明顯落在東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年代範圍。近年來，幾個經考古發掘的海岸巨石文化遺址也測得相近的年代，例如下田組遺址的年代為2541~3440B.P.（趙金勇2004）、花蓮宮下遺址的年代為2383~3454B.P.（葉長庚2017）、白守蓮遺址的年代為2753B.P至2946B.P.（李坤修、葉美珍、吳意琳2018）。
總之，忠勇遺址等海岸巨石文化遺址的定年結果，對麒麟文化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說法提供充分的證據。至少在花東海岸的中段呈現出這個現象。
2.關於麒麟文化的陶容器特徵
臺灣東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各區域文化，包括花崗山文化、長光類型（文化）、卑南文化，甚至花東縱谷內平林遺址（當地稱為支亞干遺址）的所屬文化都出現一種共通器物，那就是帶雙豎把的陶罐。這種器物類型可能源自於臺北的圓山文化，經傳播的結果在各地方發展出不同的特徵，所以前述的各文化系統都製作雙豎把陶罐，但其形態各異。
事實上，忠勇遺址出土的雙豎把陶罐也展現不同於前述各文化的特徵，所以從陶容器的角度來看，忠勇遺址或許可歸屬於新類型的文化系統。然而前述的文化系統中，北部的花崗山文化及南部的卑南文化都不屬於巨石文化，因此這裡面產生一個基本問題：「在花東海岸間，是巨石文化先出現？還是帶雙豎把陶器的文化先形成？」如果是後者，或許該從陶容器的角度重新考慮麒麟文化的定義問題。
3.關於繩紋陶與麒麟文化
像臺灣其他地區一樣，臺灣東部的細繩紋陶文化也是承接大坌坑文化的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繩紋是兩階段繩紋陶文化間的重要關係連結，但細繩紋陶文化之後，與素面陶文化的關係明顯失落，因此忠勇遺址出現繩紋陶與素面陶的連結證據可說是一項重要發現（見圖5）。但這項線索不只證明繩紋陶文化與素面陶文化的直接發展關係，同時也連結到巨石文化出現的時間點問題。
臺灣東部的細繩紋陶文化有兩個系統，北部系統稱為大坑文化，主要分布範圍在花蓮溪口及花東海岸北段。南部系統稱之為富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卑南溪口及花東海岸南段。這兩文化系統的年代主要分布在4200B.P.至3600B.P.，其文化內容並不包含巨石，因此巨石文化應不是出現在細繩紋陶文化階段，而是出現在繩紋陶與素面陶轉換的階段，至少在忠勇遺址呈現此一現象。
又花蓮溪口的花崗山文化與卑南溪口的卑南文化都未出現巨石遺留，因此麒麟文化的起源地應在花東海岸間，只是目前尚無法判斷其來源是自主性發展還是外來的元素。
參考書目
宋文薰
1976 〈台灣東海岸の巨石文化〉，《えとのす》6:143-157。
1980 〈由考古學看台灣〉，《中國的臺灣》：93-220，陳奇祿等編輯，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李坤修、葉美珍、吳意琳
2018 《臺東縣重要遺址現況評估及列冊範圍調查研究計畫第1期計畫》，臺東縣政府委託，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執行，結案報告(未出版)。
葉長庚
2017 《地貌擷取科技於考古田野作業之應用：以花蓮縣豐濱．宮下遺址為例》花蓮縣文化局。
趙金勇
2004 〈下田組遺址考古試掘報告：兼論東海岸麒麟文化〉。《田野考古》，vol 8 NO. 1/2：45-94。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遺址發展組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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