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藏品重建博物館與原住民族社群間的關係：史前館的例子（下）

文‧圖／方鈞瑋

　　2002年初，史前館嶄新的典藏庫終於建置完成，我們緊接著投入許多人力與物力進行民族學藏品之整飭與入庫上架，期望透過博物館系統性方式照護藏品，讓這些珍貴的原住民族祖先文物獲得完善保存。一邊進行保存維護的同時，我同時思索著如何進行藏品的活化。藏品的主要使用方式為何？我認為，就是「展示」。

看祖先文物談文化

　　2003年史前館向美國德州理工大學博物館（Museum of Texas Tech University）商借一批北美西南原住民標本舉行特展，主題為「作成祖先的聯繫：北美西南原住民的文化與工藝」。為了讓這個北美西南原住民的特展能與臺灣原住民族的現況進行對話，由我策劃一個以布農族紡織工藝為主題的特展，名為「交織的美麗新世界：東部布農族的紡織工藝」。這兩個特展整合在一起稱為「傳統與變革：北美西南與臺灣東南原住民的文化與工藝特展」，特展主要精神在呈現五百多年來，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面對相似的歷史經驗，及其在過程中展現的文化韌性。

布農族織者Mua Nahaisulan（余榮妹）（中）與Mua Is-tanda（胡金娘）（右）檢視史前館館藏布農男子無袖長上衣。

「交織的美麗新世界：東部布農族的紡織工藝特展」展場一景。

　　在臺灣原住民各族中，服飾是原住民展現族群特色、表現自我認同最重要的媒介，紡織工藝是其得以維繫的基礎。策劃「交織的美麗新世界特展」時，我試圖以布農族的紡織工藝來突顯臺灣原住民文化的強大韌性，探討其在布農文化中的意義及其保存、轉化之過程，藉以呈現百餘年來臺灣原住民的變貌，討論模塑現貌的力量及過程，以與德州理工大學宏觀、貫時的展示進行對比。簡言之，透過兩個特展的對比，一方面呈現北美、臺灣兩地原住民相似的歷史經驗；另一方面藉由兩種不同研究及展示策略之對比，更完整呈現前述的歷史經驗。

　　為了刻畫當代布農織者與博物館藏品之間的聯繫，在2003年3月，我邀請了兩位布農織者Mua Nahaisulan（余榮妹）與Mua Is-tanda（胡金娘）來館進行藏品檢視。在過程中，我發現，博物館典藏的布農服飾文物對織者而言，不僅是工藝技術的參考品，更是觸發織者個人生命記憶之物，例如Mua Is-tanda（胡金娘）回憶起小時候一邊走路上學、一邊捻線的生命故事。

　　這些從織者而來的詮釋角度成為展示的重要架構與內容，展示文字的書寫一改過去以第三人稱進行的述說筆調，大量採用第一人稱的方式進行述說，轉變了這個特展展示文字的呈現方式。例如在特展中「人與織布」的部分，我以織者自述的方式來介紹自己與織布之間的關係。以Mua Nahaisulan（余榮妹）阿媽為例，展示的文字是這樣的：

我的家族是Nahaisulan，母親的家族是Is-palakan，很小的時候就交換結婚了。 我很想學織布，但是工作很多，沒有時間學，我很羨慕嫂嫂們能夠坐下來織布。 小孩都長大以後，我想學習以前的織布，這是我真正想要做的，難道我不能完成嗎？我有信心的去做。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一直做這個工作，我會告訴你： mathima  daingan  kauni,，maslang  inak  tu  humah. （我非常喜歡織布，織布就像是我的田地一樣）

　　這次的經驗讓我們更深入瞭解古老織品與服飾對布農族人的當代意義，分享典藏文物看似是博物館與原住民社群建立伙伴關係唯一合乎倫理的作法。透過與族人的聯繫，這些藏品所回到的是一個改變了的世界，同時被重新賦予新的用途、詮釋與意義。

都蘭部落Siki Sufin示範男子年齡階層的服飾搭配。

　　2004年，史前館搭配臺東縣政府舉辦之南島文化節系列活動主題「南島祭儀與神話」推出「收穫的季節」特展，試圖從飲食文化、宗教祭儀與歌舞表現等面向呈現臺灣原住民族傳統社會中的小米文化。為記錄阿美族小米收穫祭儀與男子年齡階層及服飾間的關連性，我與展教組同仁林頌恩小姐驅車前往阿美族都蘭村進行相關內容記錄與攝影。當天，報導人Siki Sufin（希巨‧蘇飛）商借了四套男子年齡階層的服飾，他將這四套服飾成套的擺放在家中的榻榻米上，逐一詳細說明每件服裝的名稱、穿法與意義。在外界眼中，這四套服飾的精緻度或許不如博物館典藏的文物，但它們卻是活生生的存在，不只擁有清楚的社會文化脈絡、使用規範與禁忌，對服飾的色彩樣式與符碼內涵也有一套豐富的論述。

　　因為這兩次特展所帶起的鮮活刺激，一個新構想逐漸在我的腦中成形：若能有計畫的邀請族人來博物館，藉由回憶過去，將館藏標本文物放回原來的社會脈絡中，應能提供許多珍貴的知識，補足史前館藏品資訊的不足，並達成藏品某種程度的活化。這樣的做法實際上也反映史前館所在位置的特殊性，相較於臺灣其他地區的博物館，史前館與當地原住民社群由於地理距離的接近，在某種程度上是位處於共同的社會脈絡中。

　　我將這樣的想法與時任研究典藏組林志興主任進行討論，並獲得他的全力支持，他並為這樣的系列活動取了一個名稱：「看祖先文物談文化」。這項活動名稱說明了兩點：一、肯定原住民後裔可以透過博物館的藏品與祖先之間建立關係；二、強調在博物館的經營中，納入原住民詮釋文物角度與內涵的重要性。基於這樣的想法，史前館陸續進行了幾個梯次「看祖先文物談文化」的活動，邀請泰雅族、阿美族、布農族與卑南族耆老與族人到館，針對館內典藏的文物提供關於形制、材質、技法、圖紋與社會文化脈絡等口述資料。

　　執行活動後發現，產生的效益是雙向的：首先，博物館獲得更多典藏標本的基本資訊；另一方面，接觸到博物館的典藏文物的族人，不僅將過去與現在連結，並產生重新製作以取得傳統知識的想法。族人與博物館之間的關係開始被建立，許多族人肯定博物館在文物保存上扮演的重要功能，有些人甚至主動向我們表示希望將家中留存的祖先文物寄藏在博物館中，以獲得完善的保存。在這樣的互動下，我們更加確認博物館典藏的標本文物確實能透過現生族裔的重新詮釋，進而賦予及產生新的生命。

有生命力的物件：一位卑南族巫師的遺物捐贈

　　2003年4月中旬，我們臨時接到一項相當特殊的任務，透過時任研究典藏組林志興主任的聯繫，一位居住在Puyuma（南王部落）的卑南族人表示願意捐贈一批巫師的遺物。這位捐贈者是卑南族南王部落的巫師Siawan（高月英）女士的女兒，Siawan在2003年3月16日因病過世，臨終前，她接受信奉天主教么女的建議，在病褟上由神父受洗，改宗皈依天主教。Siawan過世後，家屬採用了天主教的方式舉行喪葬儀式。Siawan生前使用的巫儀物品，因此並未依循南王巫師特有的喪葬儀式一同進行陪葬。

　　正當Siawan的家屬們苦惱不知該如何處理這批物件時，本館主任林志興（亦即捐贈者的堂弟）提議將遺物以捐贈方式交由史前館來整理及保存。這項建議欣獲家屬同意，約定在喪禮儀式告一段落後，由林志興主任偕同史前館三位同仁（李德仁、葉前錦、袁素梅）與攝影師徐明正前往整理在karumaan（祖靈屋）內的所有遺物。

　　經過整理及清點後，共有巫袋41件，此外還有布料、織布工具、銅鈴、小刀、小陶珠、琉璃珠、鐵鍋、葫蘆容器及其他物件，總數約為二百餘件。關於這個捐贈與整理的過程，在林志興〈高月英女士卑南族文物捐贈〉一文中已有詳細的紀錄，此處不再贅述。本文主要關注這批捐贈品後續在史前館整理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並思考這樣的困難又帶出我們對原住民神聖器物之蒐藏怎樣的理解。

　　正如林志興（2003）在該文所言，接受這一批捐贈的目的在於期望「這些文物提供本館進一步瞭解卑南族傳統信仰及其變遷的豐富信息」。然而，由於已經假定這批捐贈品都是Siawan女士生前使用的巫儀物品，當我們將這些捐贈品帶回館內，逐一開始進行清點與記錄後發現，許多問題不斷浮現。例如，我們對於捐贈品（例如榕樹皮與木塊等）之用途不明，或是無法區分哪些是與行巫無涉的個人用品（例如小皮包、藥袋）、哪些屬於行巫用具。

經過多方的探詢，終於在2004年5月獲得三位南王部落的卑南族人的首肯，願意來館進行巫師遺物的檢視。

　　於是，我們試著邀請南王的巫師前來史前館檢視捐贈品以提供更詳細的物件資料。然而，這樣的邀請卻屢遭婉拒。經過側面了解之後，我們才知道原來巫師認為巫師的用具是具有力量的，一旦巫師過世後，應將其遺物陪葬或任其自然毀壞，不應繼續傳世。因此，她不願意接觸這批捐贈物件。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大多數卑南族人身上，由於相信巫師的器物具有力量，他們同樣婉拒前來檢視捐贈物件的邀請。經過多方探詢，終於在2004年5月獲得三位南王卑南族人的首肯，願意來館進行檢視。這三位族人認為因為他們是基督長老教會的信徒，所以不懼怕這些物件具有的力量。

　　這個案例讓我深刻體會，博物館學以往所提出的理解：博物館的蒐藏是一種「去脈絡化」的過程，實際上是具有文化偏見的，並非從源出社群角度所得到的結論。從這個例子中，對族人而言，巫師的用具（亦即為神聖器物）是具有生命與力量的，這樣的力量並不會因為博物館化的過程而消失。換言之，從原住民族的角度來看，原住民的神聖物件並非僅是過去歷史的物證或是藝術品，更是活生生的物件。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理解必須在納入原住民的參與後才能夠獲得。

結語

　　從以上的種種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博物館與源出社群的關係逐漸從單向轉為雙向。在過去，由於源出社群的文化被認為已經瀕臨消失，搶救源出社群的文物成為紀錄其文化存在的最後策略。在這樣的收藏邏輯下，許許多多源出社群的物件單向地從地方往博物館集中。

　　然而，受到新博物館學與世界原住民族運動的影響下，博物館與源出社群的關係開始轉變。源出社群開始要求博物館分享屬於他們祖先物件的詮釋權，或是歸還神聖物件與祖先的骸骨。另一方面，博物館邀請源出社群的成員參與博物館相關工作，讓他們的觀點能夠被述說與呈現。這種種互動促使博物館必須更直接面對過去的殖民歷史，藉以開啟與源出社群之間的對話，進而建構一個更具包容性與公義的社會。

　　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中，正如James Clifford所言，源出社群的文化遺產在這樣的過程中取得了「第二生命」。這種「第二生命」一方面奠基在過去的基礎上，另一方面卻又充分展現了未來的傾向，過去的元素在新的脈絡中被重新創造與詮釋。博物館在這樣的過程中，其角色從「寶庫」轉變成「文化的基因庫」。

參考文章

〈以藏品重建博物館與原住民族社群間的關係：史前館的例子（上）〉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研究典藏組助理研究員）

本文亦發表於「史前館粉絲頁」，歡迎分享討論！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