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待貝神回來的祭儀：淺談拉阿魯哇族貝神祭與文化復振
文‧圖／蔡念儒
兩位主祭在整理祭場上的各種儀式器物。 |
如同每年的3月1日，拉阿魯哇族（Hla’alua）的貝神祭（miatungusu）如期舉行。今年的祭儀是去年（2014）正名以來，首次舉行的祭儀，象徵性格外強烈。
貝神（takiaru）的來歷就像拉阿魯哇族，充滿了神秘感。拉阿魯哇族人的傳說中，在祖居地（Hlasunga）時，他們與小矮人一起居住，但拉阿魯哇族的祖先要離去時，這些小矮人把一些聖貝也就是貝神送給拉阿魯哇族人的祖先。變幻無常、呼風喚雨的貝神帶來各種好處，從農作到打獵，帶來各種豐收，於是貝神成為拉阿魯哇族各部落的守護神，貝神祭也成為最重要的祭典。
嚴格來說，貝神祭是個相當複雜的祭儀，結合了祭神、宴飲和軍事動員，大致上由迎神、殺豬、招待貝神和狩獵四個部分構成，過程要4至6天。傳統上兩年或三年舉行一次，祭儀有相當充足的準備。大致上的流程是這樣，祭儀會先舉行迎神的儀式，招喚神靈和祖靈；第二天是統計人數以及宴飲；第三天舉行以弓殺豬的儀式，並以豬血沾抹在茅莖，將其插遍田裡和獵場，祈求狩獵和農作豐收。之後舉行貝神薦酒（ruapuhlu takiaru）的儀式來請出貝神，期望藉由款待貝神，祈求祂們能保佑豐收和驅除邪靈。最後則是集體出草與狩獵的活動，並將狩獵到的獵物帶回部落，舉行宴會。
男性族人在進入祭儀時，必須沾酒指天，然後喊「Tamo！」 |
貝神祭的儀式相當長，加上聖貝向來收藏在相當隱密的地方，外人也很難理解其中內容，一直到20世紀初才進入日本人類學家的紀錄裡。不過在1930年代聖貝被日本政府強制丟棄後，貝神祭與傳統迅速凋零，加上族群人數本來稀少，1930年代日本政府的集團移住政策將布農族人自鄰近的山區遷入谷地，以及1950年代之後客家人和外省人隨著開發向山區移動，導致拉阿魯哇人在傳統居住的荖濃溪流域上游成為少數族群，族群因通婚和教育而「布農化」和「漢化」的情況相當迅速。到了1990年代時，族內只有十多位中老年人能使用拉阿魯哇語，依稀拼湊祭儀的內容。
1993年10月「臺灣原住民族樂舞系列」是個轉折點，這個系列突破了當時九族分類方式，將各部落獨特祭儀搬上國家戲劇院舞台。而在鄒族（Tsou）的部分，製作單位將拉阿魯哇族的貝神祭與卡那卡那富族（Kanakanavu）的米貢祭（mikong），與阿里山鄒族的戰祭（mayasvi）首次在舞台上一同演出。
對於拉阿魯哇族人而言，這正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讓他們能重視自己即將被遺忘的傳統，老人開始重新回想和拼湊祭儀的內容。製作人明立國教授提到，在準備上演之前，其中兩個貝神也「回來」了，使得該場展演差點要停演。傳說貝神法力無邊，能穿越限制來去自如，非人力所能管制，但只要聽到貝神祭的祭歌，祂們就會出現，這似乎代表著拉阿魯哇族人開始找尋自己的傳統。
以弓刺豬的祭儀。 |
貝神祭的樂舞是一個起點，接下來20年則展現出拉阿魯哇族人想復振傳統文化的執著。因為重新舉行貝神祭，各部落會所祭場空間得以重建；部落過去的組織雖然瓦解，但新成立的文教協會和青年會卻成為繼起的動力；游仁貴（Amahlu）先生向語言學家蔡恪恕（Sazkos Jozsef）學習國際音標，並與族中耆老編輯族語辭典和書寫口傳神話傳說；拉阿魯哇族人主要的居住地學區─桃源區高中里的興中國小，也成為拉阿魯哇族語教育的中心，培養下一代學習族語與唱傳統歌謠。
今年的貝神祭，也能看到這些這種族群的韌性。今年在桃源區舉行的兩場祭儀中，第一場在雁爾社（Hlihlala）的會所舉行。但雁爾社地勢較偏遠，整個聚落是以布農族人為主，目前僅剩葉姓（Hlatiurana）頭目家與幾戶族人住在部落。即使如此，這次的祭儀在拉阿魯哇族青年會和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舞團的支持下，仍然辦得有聲有色。
第二場貝神祭在高中里美瓏社（Vilanganu）的會所舉行。這次的祭儀被視為正式的祭儀，試圖將過往6天祭儀濃縮在1天舉行，參與儀式的100多位族人，在大太陽底下進行了6個小時，相當辛苦。既使如此，現場沒聽到任何人抱怨，所有儀式也絲毫不拖泥帶水，有條不紊地在預定時間內完成。
其中，在中場休息時，長期與拉阿魯哇族合作的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舞團在現場表演部分貝神祭樂舞，其中一段表演古禮的樂舞形式，複雜的行進與排列讓現場的人看得目瞪口呆。不過筆者在現場讚嘆時，同時也聽到許多拉阿魯哇族年輕人說：「這個舞蹈很複雜，但才是傳統的祭儀。我們要學會，在明年祭儀跳出來！」
這句話似乎呈現出不在意外界的眼光和現實上的限制，執著在自身文化復振工作，從而屢屢創造出驚人表現的拉阿魯哇族精神。就像筆者向拉阿魯哇族的報導人提及貝神話題時，族人不太抱怨沒有貝神的現狀，反而經常會說，只要貝神祭歌傳唱，貝神會再出現的。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展示教育組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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