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一堂考古課：卑南遺址發掘四十週年「搶救考古檔案回顧展」

文‧圖／黃郁倫

神秘的黑皮精裝書

　　2010年7月底，暱稱為「洞洞館」之一的臺大人類學系系館被拆除剷平，我在同一個夏天隨洞洞館畢業。畢業前，系館走廊堆滿了教授們整理出來的二手書籍、辦公文具、收納家具等供學生們自由撿取。我就這麼帶回一本黑皮精裝書，兩指節厚的書背上燙金著「促進史前文化博物館、保護卑南遺址（發掘）工作簡報」，裡頭盡是無趣且難以消化的會議紀錄、工作簡報、人員名單，還有原主秀氣的字跡筆記留在頁面空白處。

　　當時我當然不曉得，在臺東的史前館正準備推出紀念卑南遺址發掘三十週年的「卑南考古傳奇特展」；更不曉得半年後我將到史前館任職、十年後會在遺址上籌劃四十週年紀念的「搶救考古檔案回顧展」。

　　這本精裝書跟著我又回到臺東。隨著我在史前館年資的增長、對公務制度更多的體悟，每多一次隨手翻閱都會多一分理解。這些理解大抵成為這次展覽的基調：那些檯面下的低調行動、看不見的刀光劍影、不好明說的交換妥協、只容於口述記憶的瘡疤、注定被遺忘的細節。

一把石鐮的時間層次

　　兩年前史前館接受了一批文物捐贈，捐贈者鍾光華將她與先生杜若洲畢生收藏的卑南文物共七大箱贈與史前館。由於當時我參與了蒐藏品審議委員會，因此安排到工作室檢視這批同事口中有著完整陶罐、精美玉器、稀有刻紋陶片的待整理標本。在眾多石玉陶器中隨機抽樣的檢視過程，我唯獨對這件題了詩的石鐮留下深刻印象。

　　當時倉促之下，模糊的字跡雖僅能辨讀頭尾兩句「黃土三千載」、「今古共氣息」，然而也足以感同身受創作者對時光荏苒的感懷。1980年舉家遷居臺東的鍾光華與杜若洲落腳在現在的臺東車站對面，從事藝術創作與教學的夫妻倆幾乎每天散步到卑南遺址關心搶救考古進度；在沒有文資法的年代，他們熱衷於隨手的地表採集，這件石鐮即為其一。這把外型普通不起眼的石鐮，難得留下多層次的時間痕跡，不只是不同行為者加諸在物件上的改變，更直白地留下了對時間的思考。這樣的物件特質在史前館典藏中並不常見，更少有出庫房展出的機會。事實上，這把石鐮正是這次特展起心動念的源頭之一。而杜若洲（別號「一簞」）的作品，也在鍾光華的協助下得以辨讀完整詩句：

新聞攝影中謎樣的背影

　　卑南遺址公園展示廳在2015年更新後，於入口處展出一幅滿牆面的黑白攝影，畫面中以都蘭山為背景，眼前則是宛如戰地般千瘡百孔的地表——這是卑南遺址當年遭到嚴重盜掘的見證。攝影者是時任中央日報的年輕地方記者陳嘉信，報社在1980年7月14日刊登了他對卑南遺址事件的報導，成為率先發難的媒體。然而當時距離事件發生已經過了兩週。

　　在陳嘉信未公開的新聞攝影作品中，尚有一張與上述展示廳展出者，相同角度、不同焦距的作品，而畫面左側露出半個告示牌背影。這座告示牌寫了什麼？它被安置在哪裡？這些被隱匿在細節的事實成了我亟欲在這次特展告訴觀眾的訊息。告示牌是由臺東縣政府在7月16日所設立，公告嚴禁私人盜掘，比對其他照片後可以看出它位於月形石柱不遠處。

　　時任臺東縣政府民政局行政課課長的吳敦善曾回憶寫下：「告示牌豎立不到五天的時間，就發現了書寫的文字油漆幾處有脫落的現象。就近一看，脫落的竟然是：牌示周圍一公里的『一』字，和違者以竊盜論罪的『竊盜』三個可以入罪的關鍵字眼。」這些直搗事件核心但逐漸被淡忘的細節，是本次策展的另一個起心動念。

四十、事實

　　關於卑南遺址與史前館的緣起，我們後來總是簡化地傳頌如下的版本：臺大宋文薰教授促建考古野外博物館、卑南遺址造就了一座國家級博物館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然而這次「搶救考古檔案回顧展」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把功勞給予當時辛勤穿梭在遺址上的其他身影，並透過蛛絲馬跡的佐證，作為他們的存在與功勞的見證。

　　展覽共分為三大單元。第一單元展出珍貴報紙及新聞畫面，向當時臺東的地方記者致敬。卑南遺址能成為臺灣搶救考古的開端，年輕地方記者功不可沒，當年遺址上的最新動態透過媒體定期傳送到大眾面前，才得以形成社會輿論及各界關注。第二單元的兩份官方簡報，見證臺東縣政府與臺大人類學系（時稱考古人類學系）在關鍵時刻為保留卑南遺址所付出的努力與策略。透過文件、文獻、攝影等可以看出當時遺址上匯聚的人物身影與對事件的敘述，包括臨危受命的考古隊、絡繹不絕的參觀民眾、意圖牟利的盜掘者、關懷考古的在地公務人員與民間人士等。

　　第三單元則脫離1980年，首先將卑南遺址搶救考古更往前回溯至二戰末期，1945年1月金關丈夫與國分直一擔憂卑南遺址遭美軍空襲破壞，因此擅自執行考古發掘。再者，將史前館籌建之提案脈絡向前追溯，事實上臺東因特殊的地緣條件，早在卑南遺址事件之前，在地就已經萌芽了對考古與文資保存的意識。這點在官方文件中表露無遺，臺東縣政府也早已多次向中央提出興建古物陳列館的請求，這在經濟建設與開發至上的年代實屬不易。

　　另外這也透過個人生命史的記述得到驗證，包括記者陳嘉信就讀臺東高中（時稱臺東中學）時曾在校長梁惠浦帶領下，接觸鯉魚山與白守蓮遺址的發掘與陳列工作，因而啟發對古物的興趣。課長吳敦善年輕時亦曾擔任記者，初入公職起便隨宋文薰教授踏查臺東各史前遺址，雙方往來密切。

　　臺東縣政府和記者們著實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並不亞於臺大考古隊（在考古隊當中，教授連照美作為女性副手的貢獻也不亞於她的師輩宋文薰）。甚至可以說是媒體、地方政府、學術單位三方的密切合作下，卑南遺址才得以在工程執行率、非法盜掘、預算延宕等多重壓力下，啟動臺灣首次的搶救考古，並成為經典案例。

　　時隔四十年回望1980年卑南遺址的搶救考古，這次策展希望讓觀眾理解在最兵荒馬亂的搶救初期，不同的利益關係者如何帶著各自的企圖在遺址上交會。透過文獻檔案資料、新聞攝影報導，片段還原當時遺址上流動的身影與捲動的利害關係。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遺址發展組研究助理，卑南遺址發掘四十週年「搶救考古檔案回顧展」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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