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爪哇地區的樹皮紙dluwang

文‧圖／張至善

　　dluwang是爪哇地區樹皮紙（Javanese Paper）的稱呼，許多印尼的古老經書是書寫於由樹皮製作的「紙」上。經過荷蘭學者Rene Teijgeler透過分析25件收藏於荷蘭的dluwang典籍樣本，證實其原始材料是構樹。Rene Teijgeler也由歷史典籍、文獻來探討dluwang一詞到底是什麼？是樹皮布？還是樹皮紙？

　　dluwang毫無疑問是由樹皮為原料製作加工而成，筆者認為dluwang可以「一詞多物」來看待，稱為布或紙是可以由其功能來進行區隔；如果用於繪畫、書寫，即可以「樹皮紙」稱之；如果用於服飾、包裹物品等就可視為「樹皮布」。

樹皮紙的發展

　　最古老的樹皮紙經書是16世紀末爪哇－伊斯蘭（Javanese-Islamic）的作品。在16世紀時，伊斯蘭教傳播至爪哇時，經文一開始是寫在棕櫚葉上，隨後尋找更接近伊斯蘭法典的形式，由於棕櫚葉摺起來時會裂開，因此並不適合；16世紀時在當地所有紙張必須進口而來，十分昂貴，以dluwang為書寫材料成了最佳解決方法。

以樹皮紙書寫的經書。

　　其後的發展，可由零星的紀錄來看。殖民時期荷蘭東印度公司（VOC,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ampagnie）時期印尼的紙張短缺，往往需要由荷蘭進口。在1809年爪哇島北部三寶瓏（Semarang）一則官方的紀錄出現「需要爪哇紙做信封，中國紙當信紙」的資訊。樹皮紙在爪哇被殖民時期做為製作封套、包裝用紙的原始材料。1858年巴達維亞（Batavia）郵局使用10,000至15,000張的樹皮紙做為包裝紙。但是大約在1900年時，由於紙張隨處可得，書籍大量印製，dluwang的產製品便走到了盡頭。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印尼西爪哇島的牙律縣（Garut）地區僅剩Bisri家族製作樹皮紙。1950年代初期，西爪哇政府和森林部還向Bisri家族訂購樹皮紙當辦公文件使用。1960年代晚期，樹皮紙產業的訂單已無法維持收入。Bisri家族的Pak Bisri於1965年去世，他的太太 Nonya Nyio Uki繼續樹皮紙事業直到1980年去世。Pak Bisri兒子Pak Ading目前是以皮革為業。其實樹皮紙事業無法繼續的原因，除訂單少外，還有當地構樹原料缺乏的關係。1994年的時候，在Pak Ading他家附近只殘存一棵枝條稀疏的構樹。

樹皮紙的製作

　　構樹在爪哇是十分罕見的，筆者2016年至印尼萬隆（Bandung）拜訪樹皮紙工藝創作者Mufid Sururi時也發現當地構樹十分少見，僅在工作室旁有稀疏的群叢。而有趣的是經過DNA的分析，此地的構樹和印尼蘇拉威西、大洋洲各島嶼的構樹一樣，皆來自於臺灣。

在印尼萬隆樹皮紙工藝創作者Mufid Sururi工作室外的構樹植株。

　　樹皮紙到底是什麼樣子？又是如何製作的呢？2016年11月2日雅加達織品博物館舉辦「樹皮布特展」（Beaten Bark: Hidden Treasure: Fuya, Tapa, Daluang），在特展的演示攤位上，工藝創作者Mufid Sururi進行演示由多張樹皮布拍打而成一張樹皮紙。強力的拍打可以將兩張不同的樹皮布完全拼接毫無隙縫，再來的加工則是以貝殼（芋螺）進行後續的打磨光滑，成為質地光滑的樹皮紙。

　　為了說明樹皮紙的製作需要多張樹皮布拍打加工而成，他特地使用了二十多張樹皮布敲打成為一張紙，也特意把它連接在構樹的小枝幹上，十分有創意。

樹皮紙是由二十多張樹皮布拍打加工而成。

植物成為文化資產的媒介

　　在雅加達織品博物館「樹皮布特展」開幕時，主辦單位還規劃了致贈構樹樹苗給貴賓和邀請貴賓植樹活動。構樹在臺灣隨處可見，但在印尼地區卻是稀少珍貴的樹種，為了表彰及推廣「構樹」及「樹皮布」的價值，主辦單位特地事先育苗，並於開幕儀式中除了現場植樹活動外，還安排贈送給提供展品參展的博物館（8所博物館所機構）和研討會主要講者，把構樹小苗帶回去種植。一棵小小的植物卻承載著文化的未來和希望，也點出了人類文化資產與自然資源間的連結，呈現出特別的價值與意義。

在印尼織品博物館辦理的樹皮布特展和研討會以構樹小苗當重要的禮物，承載著文化的未來和希望。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展示教育組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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