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view the opinion about sedentism
(and agriculture). In the past,
there were a lot of discussion
to this topic, and the population
pressure, climate changing and
the social complexity wer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at the primary
argument. Here we noted the current
argument about the population
pressure. Hayden and Rosenberg
both basically agree the population-resource
imbalances, but they have different
explanation to the same factors:
population pressure, resources
competition, and increased sedentism.
At last, I would propose to consider
the Man-Land relation models and
the regional complex analysis,
when the hypothetic-deductive
method are showing synthetic tendency.
I think that the Man-Land relation
models would offer some advantage
to explain the archeological records.
摘要
本篇文章主要回顧關於定居和農業起源的討論。過去關於這方面的討論不少,主要針對人口壓力、氣候變遷和社會組織複雜化這三項因素,而我們在此將最近對人口壓力因素的爭論再作整理。Hayden
和 Rosenberg 都認同「人口-資源的不平衡」,但他們對人口壓力、資源競爭和定居的因果關係有不同詮釋。文末筆者提出
人-地關係模式 對於人類活動區域性整合的分析,同時也建議將此模式作為參考,在綜合性的假說詮釋模式日益受到重視的趨勢下,也許可以對考古資料的解釋提供一些靈感。
「定居、社會組織的複雜化、人口成長、動植物馴化」這幾個字眼在新石器時期是彼此密切相關的。考古資料顯示,自現代人與大猿分家以來,一直過者採集、撿食或獵食的生活在居處上也多半以小隊群的方式四處遷移遊走,直到一萬年前左右開始有了人類定居、馴化植物、人口規模迅速增長….等普遍的全球化現象,雖然各地發展的速率並不是十分一致。
而這種農業生計適應的轉變一旦起了頭,它的開展便極為迅速,直到今天全球大多數的人口都是倚賴他人種植的作物維生,以游牧方式過日子的族群也是寥寥可數。仔細想想,這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原本過得好好的採集生活,是什麼觸發了史前人類定居或者農業的靈感?
在從前,農業革命被視為一直線發展的過程:25人左右的採集游牧隊群發展動植物馴化,然後這些人開始定居建立較大的社群(
Lwein 1999, p215 )。定居和社會複雜化被解釋為農業適應的後果,新石器時代的轉變被標誌為從簡單到複雜的躍進。然而隨著考古資料的出土,各種新的解釋模式越來越多,現在理解到更新世晚期的狩獵採集者的生活方式沒有想像中單純。
先釐清兩個概念
第一個要釐清的概念是「農業也許不是有意識的選擇」,當牧羊人好?還是做農夫好呢?我們就自己的生活經驗,很自然地會認為種植作物比採集狩獵好的多了。風險低,又安定,不是嗎?但我們是不是太過理所當然去推測這一切?在一萬年前,第一批農人出現以前是無例可循的,誰會知道狩獵採集好,還是努力耕作好?
另一個要釐清的概念是「狩獵採集和生產糧食的行為,並不是非黑即白的那樣界線分明」,事實上有些游牧族群會從事低密度的火耕種植,而有些農民也不一定選擇定居,或者密集地經營土地。以考古資料來說,在約旦附近的一個出土遺址,專家們發現這些定居社群的生計型式是混合了狩獵、採集,還有一些馴化的作物,然後才全面加入成為農業社群。
先釐清這兩個觀念,再去思考史前時代定居的原因,比較能幫助我們重新設定問題。
早期的爭論
對於新石器時期生計和居住型態的重大轉變,Binford
早在1983年便對各家說法提出了綜合性的整理:
從早期C. Darwin & H. L. Roth假設農業的起源是由於
"knowledge", 人瞭解種子會長成植物,農業就必然會產生。其後,學者們著力於探討:在何種程度的壓力下人會修正他的行為?怎麼樣的壓力會使人克服問題、利用環境而成為農耕者?循著這樣的概念,Gordon
Childe 提出了Oasis Theory 。然而Robert
Braidwood檢視近東地區農業出現前的環境變化並未發現主要的乾燥時期,如此,便相當程度地質疑了Childe
的Oasis Theory。
Braidwood 也提出了 " settled
in " 的說法,認為人 settled in 什麼樣的地方,就會熟悉當地環境、利用資源,而這種漸進主義式
( gradualism ) 的論點,在二次戰後依然持續著。而同時代中亦有其他的論點:人口壓力是促使技術革新出現,以及更複雜社會政治組織的主要因素。關於這個議題,爭論相當多。主要因為人口壓力的增長和定居(
農業 ) 的產生有著雙向的關聯,孰先孰後?各家說法不一。加上這論點提出之初,一直有所謂
"人口學上的 " 爭論,也有些學者乾脆宣稱這些爭論都是未經實驗的,無法充分證明的。
接下來的討論,考古學者們加進了生態的因素,探究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而民族誌學家與熟悉農業起源環境背景的專家也有精采的論戰。在60年代時,人類學家對喀拉哈里沙漠的Bushmen做了詳盡的民族誌,由於一時之間並沒有其他的民族誌計劃有這麼徹底而科學性的引導,大家都將這一群
Bushmen人生活的影像理解為:介於史前時代和現代之間。即使,現存的考古證據與民族誌描述的情形恰恰相反。這種情況在80年代才有了更改,新的意見指出,現存的狩獵採集民族和史前時代的人群,兩者之間是有很大的變異性的:以前以為只與農夫有關聯的特徵-定居、遠距離交換、技術革新、福利……--其實也會在許多採集社會出現。(
Lwein 1999, p217 )
伊甸園的說法也從考古證據中得到不少支持,從Kent Flannery
在Turkey的發現和 Niederberger在 Mexico的發掘來看,人類首次定居是因為找到了小型的伊甸園,當居住時日已久,資源逐漸耗竭,人類迫於生計,便有補充生產的農業活動出現。
總括來說,對於定居和植物馴化的解釋大致有氣候改變、人口壓力和社會因素這三大項,前兩項長期以來一直是學者們討論的焦點,但近年來,則是社會內部的複雜化因素受到比較多的關注(
Lwein 1999, p217 ),但本篇報告擬就人口壓力這一因素再作討論。
人口壓力、定居與領域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