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巴蘭遺址與近代原住民的關連性研究

　　近年來，台灣考古學漸漸對史前史與歷史時期的原住民之間的關係有相當的興趣（劉益昌，1995）。而在近幾年來，所謂「舊社考古學」更受到廣泛的重視。（例陳瑪玲，2004；劉益昌等， 2000）因此，在今天，劉益昌（1995）文中所引發的以下問題，更有進一步思索的迫切性，而這些問題也是巴蘭遺址的研究工作上所必須面臨解決的問題：

　　基本上，這些問題關係到另一個本體性問題的前提，就是，作為一個社會實體，所謂「族群」、「社會」或「文化」，它的性質是什麼？它的結構是什麼？它如何構成？它如何及為何轉變？在研究上，當我們設定一個「族群」、「社會」或「文化」為我們的研究單位及研究對象時，什麼樣的研究問題是合法、有實質意義的？我們應採取什麼研究途徑，去瞭解關於此研究對象？

三、人類學社會理論的轉型與舊社考古學

　　在早期主流的人類學研究中，作為一個被研究的對象，「社會」往往被認為是一個有機、功能整合、獨立的整體，因此，人類學研究者的任務，即在於發現此一研究對象中的各部分如何整合為一，且延續發展。1980年代以還，此對「社會」的假設，漸漸被社會動態發展的本體論與方法論所取代（Ortner, 1984）。人類學對所謂「初民社會」研究的重點，漸漸轉向對社會文化持續與變遷，而不僅著重在靜態的、對社會各部分功能整合的描述與分析。在新的「社會」觀之下，「社會」作為一個「實體」或作為一個被分析的單位時，研究者的著眼點除了發現此「社會實體」的結構之外，更著眼於此社會實體的構成，以及構成此實體的機制及過程；也就是說，人類學（以及考古學）研究者對於此社會構造的發展與變化的興趣，更超過對它的穩定性的興趣（參閱Barth, 1987, 1992, 2000; Strathern, 1992, 1996; Dobre, M. and J. E. Robb, 2000; Thomas, 1996, 2000）。

　　本文的目的不在於重新檢視人類學社會理論的發展，本文的目的在於提示這個問題：當落實到對巴蘭遺址的現象解釋時，這些社會理論可以提供我們什麼樣的研究視野？同時，在此理論發展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討論上述的第一及第二個問題，史前考古學文化是否可被視為一個人群單位而代表某一「族群」或「民族」？以及，這個族群或民族與歷史時期的台灣原住民族群間，有無單線演化的關係？目前，巴蘭的考古資料並不足以直接面對這個問題，但我們或許可以利用巴蘭的材料，來提出一些探討這個問題的可能性，希望在這裡所提示的可能性與方法，能在本體論上符合一個動態的「社會」觀，而在方法上，也能符合解決解釋社會持續與變遷的需求。

　　在巴蘭出土的考古資料顯現，在遺址已知的將近五百年的時間階段裡，巴蘭的物質文化遺留如房屋的型制、室內葬的葬俗、墓穴的構造、以琉璃珠、鐵器為主流的陪葬品類型、以豬、山羊、山羌等中大型哺乳類為主的狩獵生計型態等，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穩定性，也符合前文所提及的文化的「假設性的穩定狀態」；然而，初步審視考古資料時，我們也可以看見不少的變異性存在，例如：根據研究者所做的分類，琉璃珠在8個墓葬出土的位置中（B1、B2、B7、B10、B11a、B13、B14未列入統計），各類出現的頻率差異相當大，而在各出土位置中，出現「稀少」樣本的頻率也相當高，在8個統計單位中有6個。

　　又例如，墓葬的結構雖以正方體、深穴的石板結構為主流（共有8座），但亦見到4座較近于長方體的淺體墓穴。再以出土的整個房屋結構為單位來觀察，在出土的7座房屋單位中，有五座房屋單位中的墓葬顯現類同的模式，但另外兩座則顯現相異的模式。根據現有的碳14資料，這兩座房屋存在的年代可能較其他年代來得晚了許多，前者平均約距今600年，相較於其他後者距今約800年到1000年的年代。

　　因此，巴蘭遺址資料初步顯示，在此遺址，其文化雖有主流的內涵，卻也含有一定的變異性，而此變異性可能是社會發展的結果。於是，面對巴蘭遺址的考古材料時，我們面對的問題是，這些顯現出來的「穩定性」與其中並存的「變異性」是如何產生的？換言之，從前述「社會」理論的角度來看，其物質文化遺留的材料顯現出巴蘭遺址社會的構成以及其社會變遷的動力何在？而巴蘭遺址的人群與社會如何以及為何演變成歷史時期的排灣族與魯凱族（如果果真如此，而從其物質遺留與近代排灣魯凱二族的類源關係上來看，很可能真是如此）？

　　如上所言，巴蘭遺址的考古資料顯現，巴蘭的住民與近代的排灣群極有可能有直接的關係。我們的問題是，如果二者真有直接傳承上的關係，巴蘭社會是如何演變到排灣排灣群社會的(註)？換一個抽象層次較高的語言來說，巴蘭社會如何可能（要確切的說出「如何」的可能性及低） 演變成後來的排灣魯凱社會？基本上，筆者認為，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瞭解那些因素可能是巴蘭社會變化的動力？而這些變化的動力是否也同時可能是巴蘭社會維持其社會文化面貌的動力？

參考文獻

巴伐伐龍‧撒古流（Sakuliu Pavavalung）
n.d. 排灣族石板屋，空間配置。（未發表手稿）

陳瑪玲
2004 Saqacengalj聚落模式與形貌：一個舊社的考古學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63： 50-91。

傅君
2001 台東縣史，排灣與魯凱族篇。台東縣政府。

蔣斌
1999 「墓葬與襲名：排灣族的兩個記憶機制」，黃應貴編，時間、歷史、記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381-421。

蔣斌、李靜怡
1995 「北部排灣族家屋的空間結構與意義」，黃應貴（編）空間、力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167-212.

劉益昌
1995 史前文化與原住民關係初步探討， 台灣風物 45（3）：75-98。

劉益昌、吳佰祿等
2000 台灣原住民舊社遺址調查研究，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Barth, F.
1987 Cosmologies in the Making : A Generative Approach to Cultural Variation in Inner New

Guinea.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2 Towards Greater Naturalism in Conceptualizing Societies. In A. Kuper. ed.,

Conceptualizing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000 Boundaries and Connections. In A. P. Cohen ed. Signifying Identitie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Boundaries and Contested Values. Routledge Press. p. 17-34.
Dobre, M. and J. E. Robb eds
2000 Agency in Archaeology. Routledge.

Kristiansen, K & T. B. Larsson
2005 The Rise of Bronze Age Society. Travels, Transmiss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tner, S.B.
1984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Society for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istory 1984, pp. 126-165.

Strathern, M.
1992 Parts and Wholes: Refiguring Relationships in a Post-plural World.

In A. Kuper ed. Conceptualizing Society. Routledge Press. p. 75-104.
1996 Concept of Society is Theoretically Obsolete. (M. Strathern and others.) in T. Ingold ed. Key Debates in Anthropology. p. 57-9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omas, J.
1996 Time, Culture and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Reconfiguring the Social, Reconfiguring the Material. In M. B. Schiffer ed. Social Theory in Archaeolog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pp. 143-155.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研究典藏組助理研究員）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