館藏文物蓆印蓋：編織物在製陶上的運用

文．圖／吳意琳

　　蓆印蓋這一類的文物，在台灣東部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以後的遺址皆見出土。因此，考古學家推測它們在史前社會應該有其製作與需求的對應關係，不是一個偶發性出現的文物。雖然整體來看，陶蓋的數量較少些，似乎並不是一個罐子配一個蓋子的數量對等狀態。關於史前陶蓋的形制，一般有覆盆蓋與仰盆蓋：新石器繩紋陶文化早期（4800-4300BP）可見覆盆蓋，如台北圓山遺址和台南南關里遺址。而仰盆蓋-平底帶蓆印似乎在新石器繩紋陶文化晚期 (3800BP) 才比較常見到，可能一直持續到3300BP或更晚，至少以東部地區的資料初步看來是如此。另一種仰盆蓋-圜底素面則可以延續到很晚，如台南烏山頭遺址多有出現，西部地區也多。

　　與一般現代人常用的覆盆蓋相比之下大異其趣，蓆印蓋的特徵是仰式的凹狀盆蓋，它們第一眼看來像是反過來使用，帶有把的蓋子，一般稱之為盆蓋或仰盆蓋。在蓆印蓋的凹槽內側，通常有著橋拱狀的橫式把手，或者一根柱狀的豎形把手，把手的功能應該是用以提取蓋子之用。這類器物特殊的地方，是在蓋的底部外側可以觀察到編織狀的蓆印痕。說是“蓆”，因為印痕相當類似于部落住民常鋪在室內地面使用的編織蓆，肉眼觀察是垂直交錯的編織痕跡。當然，依目前所擁有的資料，似乎還並不能直接指涉到現代人常用的草蓆或竹蓆。

　　一般來說，遺址出土的日常使用陶器群會有三類：烹煮、存儲，及普通承裝功能陶罐，烹煮罐需要在陶土裡摻和多一點的砂以免烹煮時爆裂；存儲罐（包括水罐）的陶土一般較緻密，而其他承裝容器，端視其功能上需要，若有裝飾必要性，會使用細緻一點的陶土，或在陶器表面修整或抹泥。至於陪葬品陶器群多半可觀察到其特殊裝飾性，非實用功能與非實用尺寸。蓆印蓋的質地有夾粗砂也有夾細砂的，也有細泥質的；尺寸有大有小；把手則有橋狀橫把與柱狀單把。就上述這些資訊，推測作為日常使用應是合理的。

　　以本館收藏文物而言，在卑南遺址出土的仰盆蓋就可見到蓆印的痕跡，宋文薰與連照美教授針對卑南遺址在1980-1982的發掘文物中，統計出157件陶蓋，其中未見覆盆蓋，數量最多的是（仰）盆蓋，帶紋飾的仰盆蓋中，蓆印紋是數量第二多，有13件。比較特別的是有一間在仰盆蓋的橋狀把手上也出現了蓆印紋的壓痕，（宋文薰 連照美 2004 ：77-81 ）。

文物外形特徵與尺寸

　　依照蓆印蓋的尺寸與形式，參考朱正宜(1990)於東河遺址的觀察及李坤修葉美珍(1994)於富山遺址發掘報告中所做的分類，可以簡略分成兩種：淺盤底仰盆蓋與深盤底仰盆蓋。淺盤底仰盆蓋的底部較薄、較大，底徑在8-14cm之間。深盤底仰盆蓋的底部一般來說較小，底徑在6-8cm左右，開敞起來的兩側邊直徑可以達到12-15cm。

製作方式推測

　　透過觀察這類文物，整體並沒有泥條接合的痕跡，因此我們推測史前人在製作這一類器物時，多半是以一整塊陶土開始製作，以手捏製再逐步修整成型。淺盤底仰盆蓋開敞角度大，底徑較大，盆緣有明顯平行修整痕。厚底深盤型的仰盆蓋開敞角度小，底徑較小，尺寸相當一致，其約一公分左右厚度的底部側邊有類似模塑的痕跡，可能曾經利用某種容器做為外模。後續的製作步驟是將這些蓋子放在蓆子上完成。

　　觀察陶蓋器表印痕，並沒有多次反覆壓印的雜亂情形，應該是一次完成，以取得美麗工整的編織印痕。關於仰盆蓋內側的提把，這些把手不論拱型的橋狀橫把或是豎型的柱狀把，常常見到脫落的痕跡，因此推測多半都是先製做好器身，再將把手黏附上去。有一些比較小型的仰盆蓋的把手與盆底接合的很好，呈現一體成型的模樣。扣除保存狀況不好的標本，前述資料所提及之遺址，它們出土的陶蓋幾乎都只有蓆印一種紋飾，且皆位於底部外側，顯示史前人群對於這類器物的製作，有固定的流程與做法。

纖維來源

　　這些陶蓋上的蓆印呈現平織的纖維面，有兩股纖維以垂直交錯的方式構成壓印面。纖維寬度約是0.5公分，經由觀察遺留在蓆印蓋上的印痕，似乎是質地較為堅硬的纖維，可能是藤或者月桃。台灣地區自五千年前左右各地發現的陶罐都帶有繩紋的印痕，這些大量出現的繩紋印痕，可以說是史前社會運用纖維編織成繩索的最早間接證據。

　　臺北盆地芝山岩遺址的芝山岩文化層（距今3600-3500年前）出土一小段麻類植物纖維做的繩子及人字形紋草編的殘片（1984黃士強1984：54），這件草編碎片每條草寬約0.2-0.25公分，在圖案上與纖維寬度上很可惜的與蓆印蓋無法對上關係，然而這個出土遺留的直接證據使我們可以確定，除了繩索，先民也相當善用植物纖維。因此除了竹或月桃，林投也是有可能的。但目前相關的古代植物學研究還沒有充分的參考資料，因此對於蓆印蓋的纖維還無法提出肯定的答案，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分析。

文物分佈範圍與年代

　　蓆印蓋的出現地點目前已發現的，多半在東部台灣。宜蘭地區礁溪鄉大竹圍遺址雖同為新石器時期遺址（距今2800-2900B.P.），也有出土帶柱狀把手，似未見任何蓆印蓋殘件（劉益昌等 2001）。冬山鄉於新石器晚期的丸山遺址(2910-2800BP)，出土柱把蓆印蓋1件（劉益昌等2017：167，180，193）。花蓮地區花岡山及鄰近遺址皆出土了為數不少的仰盆蓋。比較早期的發掘工作裡，花岡山國中遺址出土了73件陶蓋 （底徑7cm)，蓆印紋都出現在陶蓋。而鹽寮遺址發現陶蓋73件，其中1件為蓆印（泥質）（葉美珍 2001）。另在花岡山國中校舍搶救工作中，陶蓋有64件，皆仰盆式，（劉益昌、趙金勇 2004 p205-206-207 圖）陶蓋形制是薄、底徑大的類型居多，有26件，厚底徑小的一類有11件。整體似乎橋狀把居多，沒說明是否有柱狀把。而 蓆印紋只在蓋出現。另一次發掘則出土了325件的陶蓋（劉益昌、趙金勇 2010）前述在這些形制統一的盆蓋中，蓆印是唯一的出現的紋飾，相關年代似乎都在新石器時代距今3500（B.P.）以後。

　　台東地區的東河北遺址，在發掘工作中都有出土，分別是15、9、31件，相關年代推測為新石器時代中至晚期，繩紋陶結束即將進入素面陶的時期。發現的陶蓋有15件，皆仰盆式（ 朱正宜1990 : 84圖）有三式，看起來是薄底，底徑大的(I式，8-14cm)，帶柱狀把居多，橋狀把為少數，III式厚底，底徑小（直徑7cm）僅一件。而東河北遺址另一次的發掘，出土蓋有9件 皆仰盆式（黃士強，劉益昌1993: 27圖）。看起來是薄型蓋，底徑大，以柱狀把居多，橋狀把少數。在新東河橋的發掘，出土陶蓋有31件皆仰盆式（李坤修、葉美珍1995圖版 9a），形制是淺盤型橋狀把，柱狀把皆有，全數為蓆印紋底。

　　在潮來橋遺址上層發現兩件深底類型的小型仰盆蓋，同一層位定年年代落在距今3500-3600（B.P.）左右。而再往南邊一點的富山遺址，出土蓋有327件，皆仰盆式 ，其中淺盤型一般底徑在11公分左右，而以橋狀把居多。另一類是深盤型，柱狀把。第三類是橋狀把，剖面似小缽，以上三類皆蓆印紋底（李坤修、葉美珍 1995）。而卑南遺址也出土蓆印蓋（如前述）。整體東部地區，蓆印蓋從宜蘭丸山遺址到台東卑南遺址都有發現，出土數量與形式較多的地點落在富山遺址。

　　至於在台灣南部墾丁鵝鑾鼻一帶發現的蓆印紋陶片，被發掘者劃分在繩紋陶紅陶期之後，歸在鵝鑾鼻第三史前文化相，年代距今約三千年前後，與彩繪陶片伴出（李光周1984：146，圖版48）。 依筆者觀察照片後，推測應該是蓆印蓋殘片。另外在台灣西南高雄鳳鼻頭遺址，可說是出土了最多各類型式帶有蓆印紋飾的陶容器與陶蓋（Chang 1969 Fig51）。

　　固然以單一器物來看，並不能立即下斷論關於各遺址之間的連結關係，但是發現陶蓋較多的鳳鼻頭遺址、富山遺址與花岡山遺址之間的文化互動是可以接續討論看看的。另外一個趨勢是蓆印蓋一開始似乎是柱狀單把，形制較小（鳳鼻頭遺址），後來有變大（在富山遺址）與變厚重（在卑南遺址）的趨勢。

　　考古學工作上對於出土器物的討論，首先確認其物理狀態、形制，其次是功能的推測與討論，最後會回到文化歷史的脈絡討論。本文以目前館藏的資料與文獻先提供一個簡略的整理，後續希望能有更進一步對於蓆印蓋製作方式的實驗與對於新石器時代植物纖維利用的觀察。

參考書目

1954 Kwang-Chih Chang 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New Haven :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Yale University

1983  李光周 鵝鑾鼻公園考古調查報告 交通部觀光局墾丁風景特定區管理處委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人類學系硏究 臺北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990  朱正宜 臺東縣馬武窟溪口新石器時代遺址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指導教授：黃士強

2004 宋文薰 連照美 卑南考古發掘1980-1982 遺址概況、堆積層次及生活層出土遺物分析。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

1994  李坤修 葉美珍 楊淑玲 臺東縣卑南鄉富山遺址 1994 年試掘報告，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通訊

1995  李坤修 葉美珍 臺東縣新東河橋引道範圍 東河I及東河III 遺址試掘評估報告，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通訊

1984  黃士強 臺北芝山巖遺址發掘報告 臺北市 :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1993  黃士強 劉益昌 臺東縣東河橋南北引道考古遺址搶救與評估 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人類系 

2001  葉美珍 花岡山文化之研究  臺東市: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001  劉益昌 邱水金 戴瑞春 宜蘭縣大竹圍遺址受北宜高速公路頭城交流道砸到影響部分發掘研究報告。

2004  劉益昌 趙金勇 花岡國中校舍新建工程第二期遺址搶救發掘計畫成果報告書  
2010  劉益昌 趙金勇 花岡國中校舍新建工程第二期遺址搶救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研究典藏組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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