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要由一個木乃伊形狀的鉛筆盒說起。許久之前朋友到倫敦玩，帶了個鉛筆盒給我，頑皮地說：「這是在海盜博物館買的！」「海盜博物館？」「是啊！本來就是嘛！」我一邊把玩，一邊說：「沒聽過……，是大英博物館嘛！」「是海盜博物館……」唸中文系的朋友堅持著。那是我第一次知道THE BRITISH MUSEUM就是大英博物館，而且完全沒有想到以後會在博物館工作。
多年以後我以朝聖的心情到大英博物館，它龐大的量體及近乎無所不包的收藏，令我驚訝：他們簡直收藏了全世界，是我當時唯一的想法。當然我在博物館商店中看到了那個鉛筆盒，也沒忘記海盜博物館的故事，但是日不落帝國的餘暉，以及當時積累的工作經驗，讓我無暇思考。
三年前，我的指導教授去了北京。除了開會、談合作計畫之外，全聚德和圓明園當然也在行程中。我依然清楚記得，他述說圓明園的語氣與表情，勉力翻成中文，是這樣的：「天哪！妳真該去看看，全世界所有知名博物館都在那兒，一個都不少。」我那位因研究教育國際化，而徹底國際化的指導教授真正要說的是：「這些知名博物館所屬的國家，都在圓明園中軋過一腳！」因為他最後一句話是：「看他們做了什麼好事？」當時如日中天的英國，也為了紀錄輝煌的殖民史（對物而言應是劫掠史），在大英博物館增加了一些圓明園的收藏。我再次想起那個已不知被我放在何處的鉛筆盒，想起海盜博物館……。
收藏曾經是博物館責無旁貸的使命，收藏也曾是區分博物館與其他機構的重要判準。收藏的質與量，是一座博物館最大的資產，世界知名的博物館，都擁有數量驚人、來自世界各地的收藏，如英國的大英博物館、法國的羅浮宮、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等。因而一直被視為展現、保存人類文明的重要場所。以大都會博物館為例，在大洋洲的展廳中，一件以龜殼為主要材料的面具，全世界僅有兩件，都不在大洋洲。挑高的展廳，大片落地玻璃窗外是中央公園，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在這個人類文明的殿堂，欣賞大洋洲的木雕（雖然這個廳經常是參觀人數稀少的那幾個廳之一）。在博物館中，觀眾很少有機會知道展品的來源，更遑論展品是誰，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法收藏進來的。
非常有趣的，關於異文化的收藏，都有著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作基礎。從久遠的年代開始，戰勝者把戰敗者的寶物帶走，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殖民者從殖民地拿走裝滿好幾艘船的東西，在當時也是稀鬆平常的事。最誇張的是，德國人把土耳其的Pergamon整座城都挖了出來，搬回柏林放在博物館中展示。運用財富上的優勢來取走旁人的東西，則是另一種形式的權力，圖示的面具是美國的富豪之家洛克斐勒家族在一九六七年買入，一九七八年捐給大都會博物館。臺北的故宮也有不少異民族朝貢送來的奇珍異寶。大洋洲的原住民必須跑到歐洲，才看得到最精彩的祖先遺物。
二００四年奧運要在希臘的雅典舉行，這位可憐的西方文明的母親，要求她有權有勢又有錢的孩子們，歸還原本屬於她的文物，這些爭氣的孩子們充耳不聞。討論希臘文物所有權的爭議時，世界幾個大博物館的館長們異口同聲說：No!其中一位還以打開潘朵拉盒子來比喻，一旦歸還，後患無窮。
但這個潘朵拉盒子究竟是誰的呢？盒子中的麻煩是如何產生的？關住是不是就可以解決問題，或說掩蓋劫掠的罪行呢？當環遊世界不只不用八十天，甚至不需要八十小時時，文物究竟放在那兒的問題，是不是那麼重要？雅典人同樣可以到倫敦去看他們的東西，不是嗎？那麼，雅典人是否可以說：倫敦人也可以到雅典來看我們的東西。
知名博物館在維護保存這些人類文明遺產所作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純就文物保存而言，文物留在原址未必是最好的，這是偉大博物館的偉大館長的偉大思考。但事情真的就如此單純嗎？如果有一天，希臘政府在雅典或是中國政府在北京，蓋了比大英、羅浮或大都會設備更好的博物館，那麼所有的東西就會回到原來的地方嗎？沒有人知道答案，因為收藏從來不是，將來也不會是一件單純的事，它牽涉權力、法律、政治、經濟等許多實質的層面。
在收藏不必然是資產的今天，回到博物館發展的過程中，嘗試從原點探究收藏的本質及目的，相信對思考、規劃博物館的未來會有一些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