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岡山遺址的甕棺
文‧圖提供／姚書宇
一、前言
花岡山遺址位於花蓮市中心，所在地理位置為奇萊平原東側的濱海沙丘，自1929年以來經歷多次的發掘研究，逐步揭露地底下豐富的地層堆積與文化內涵。這裡至少從新石器時代中期開始便有人群活動，一直到鐵器時代晚期，都不斷有人群在此居住。他們在此層層疊疊地留下了生活痕跡，再披上時光與塵土的厚衣，直到現代工程建設或考古發掘後，才又再度重現天日。
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約3500-2500年前，居住在這裡的人們留下了許多大型帶圈足甕棺，截至目前為止約出土20餘座，為史前臺灣出土最多此類大型甕棺的地點。本文以2016-2019在花岡山的發掘成果並綜合歷年發掘出土的甕棺形式（註1），簡單介紹花岡山甕棺的埋藏方式與形式。
二、花岡山遺址
花岡山遺址位置與範圍（姚書宇繪製）。 |
花岡山遺址為臺灣首次進行正式考古發掘的遺址（註2），於1929年由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於此地進行調查與發掘工作，留下了珍貴的紀錄（宮本延人 1931）；其後間隔了很長一段時間僅有零星的調查，至1992年花崗山體育館改建時，由當時的史前館籌備處發掘花崗山運動公園地點，當時出土豐富文化遺物與甕棺葬，確認該遺址為「花岡山文化」的代表性遺址，也針對該次出土的甕棺埋藏脈絡與形式，歸納出了甕棺的基本模式（葉美珍2001）。
爾後則因為各種興建工程（劉益昌、趙金勇 2010、2014；陳有貝、尹意智 2015；尹意智 2016；陳有貝、姚書宇 2017；鍾國風等人 2017、2018；陳有貝、尤筱薇 2019；陳有貝、姚書宇、溫天賜 2020）與小規模的研究計畫（劉益昌、趙金勇、鍾國風 2015），陸續在花岡山遺址範圍內不同地點進行發掘工作，逐漸拼湊出花岡山遺址4000多年以來的人群活動史。不同時期的人群在此留下多彩豐富的文化樣貌，例如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各式繩紋陶罐；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豎把陶罐、甕棺與精美玉器；鐵器時代早期的精緻陪葬罐、玻璃珠以及可能與舊香蘭遺址居民交流互動而來的三和式印紋陶；並從出土的日治時期進口陶瓷器，窺探彼時小學教職員的生活與消費文化。
三、甕棺乍現
甕棺，是以陶罐、陶甕作為埋葬死者的葬具，此種埋葬習俗在臺灣從新石器時代中期就開始出現，至鐵器時代的蘭嶼、以及早期民族學者調查紀錄的原住民部落皆有所見，不過器型、尺寸與埋藏的對象都不太一樣。新石器時代晚期同時在中南部大湖文化與東部花岡山文化流行使用甕棺，西南部的甕棺為灰黑陶罐，常以日常用陶罐做為葬具，將死者放入後，再以陶盆或大件陶片覆蓋，並且以嬰幼兒埋葬為主（楊宏政 2011）；而東部的甕棺則為紅陶、大型圈足罐，有組合形式也有單件直立式，埋葬對象應亦包含成人。從埋葬行為可一窺當時人們對於死者的態度，以及不同文化人群之間的差異性。
根據發掘與調查記錄統計，花岡山遺址已累計出土共20座甕棺，分布地點包括遺址北側今公園路一帶（宮本延人 1931）及遺址中部的運動場地點（Solheim 1960；國分直一 1981；葉美珍 2001；劉益昌、趙金勇、鍾國風 2015），2016年臺大考古隊於老人會館地點發掘出土5座甕棺（陳有貝、姚書宇 2017），2018年再於花崗山運動公園南側的花崗街上出土4座甕棺（陳有貝、尤筱薇 2019），將過去已知的甕棺葬分布範圍拓展至遺址南側。受限於調查範圍與面積，目前未能辨明甕棺葬於遺址內部的空間分布是否具特殊意義。不過，大部分的甕棺出土時，周遭常可見其他甕棺，彼此距離1-10公尺不等，看起來並非孤立埋葬。
四、埋藏方式
考古工作者在進行考古發掘時，需透過仔細觀察與記錄探坑發掘過程中的地層變化，包含土質、土色與內含物等，來理解不同時期人群物質遺留時間的先後關係，以及特殊現象的形成早晚，將地層堆疊的時間順序爬梳清楚後，才能避免出現張飛打岳飛這種穿越時空的狀況。
由於花岡山遺址的沙丘地質特性，以及同一塊土地上持續有人群活動等因素，地層容易受到干擾而不易辨識，例如鐵器時代的人群向下挖洞打破了堆積在下方、年代較早的新石器時代人群生活遺留，造成鐵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的物質遺留出現在同一個平面上。
換個方式說，就像是我們現在向下挖一個水池，結果意外挖到了1000年前鐵器時代的遺留，趕緊回填時一不小心手機就掉了下去，若未來進行考古發掘時，就會發現手機竟然和鐵器時代的陶罐、玻璃珠等一起出土。這時候就需要仔細區辨當時挖水池的壙穴與原始地層的差異，才不會有「驚見史前人已知用智慧型手機」這種荒謬的結論。
從以往的研究成果來看，花岡山遺址的甕棺葬應屬於此遺址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層的現象，但老人會館與花崗街地點的甕棺出土層位略高。老人會館的5座甕棺上部皆於鐵器時代的文化層便出現；花崗街地點的甕棺雖大致埋入繩紋陶文化層，但並不深，且甕棺頂部的文化層內涵實則較近似於新石器時代晚期之文化層。前述狀況一方面可能為遺址形成過程的影響，一方面則可能為甕棺埋得不深或部分突出於當時的地表（陳有貝、姚書宇 2017；陳有貝、尤筱薇 2019；尤筱薇 2020）。
考量部分甕棺現象高度可達80公分以上，要在鬆軟的沙丘挖掘夠深的坑穴將其完整埋入並非易事，這也暗示了甕棺可能並非全部埋入地表（尤筱薇 2020）。推測有可能是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花岡山文化層向下挖一個洞，將部分甕棺埋入後，再以土覆蓋，形成土丘的樣子。或許可以較合理說明甕棺上口與較晚形成的文化層出現在同一個平面、以及被較晚的人群擾動的狀況。
五、甕棺的形式
早期發掘的研究者曾經將花岡山遺址出土的甕棺分為兩類，一類以單件陶器搭配扁平礫石或石板為蓋板，另一類則為兩件陶器垂直相扣合（葉美珍 2001）。老人會館地點的4座甕棺（F20、F21、F25、F26），以及花崗街地點的兩座甕棺（TP2-F1、TP2-F2）即屬於前者；老人館的F24及花崗街TP1-F2、TP2-F4則屬於後者（陳有貝、姚書宇 2017；陳有貝、尤筱薇 2019；尤筱薇 2020）。
目前已知花岡山遺址至少曾出土20座甕棺，其中屬於第二類組合式甕棺的共有5座。不過，各座甕棺現象仍有細部差異（陳有貝、尤筱薇 2019；尤筱薇 2020），如花崗街地點TP2-F1並非典型的大型圈足罐，而是使用尺寸較小的陶器，但整體埋藏方式相似；TP1-F2雖然乍看之下為兩件陶甕上下倒扣之組合型甕棺，但仔細觀察後其頂部似乎可見第三件陶器的圈足以正立的方式蓋在上方。
花岡山出土的甕棺內少見人骨遺留，可能與埋藏環境有關，有機質難以保存下來。而陪葬品也不常見，近年出土的幾座僅於花崗街地點TP2-F2的甕棺底部保存零星人骨及一件帶修補孔的玉玦（陳有貝、尤筱薇 2019）。另外，老人館F21、及F24等甕棺修復後可見成對的小孔，由穿孔形態來看，應為陶器燒成後才鑽鑿出來的。因小孔成對排列於裂縫兩側，推測為修補孔，此現象或許暗示了花岡山遺址的人群對於葬具選擇的堅持（尤筱薇 2020）。
由此可見，甕棺的形式在固定的類型下仍有其變異性。另一方面，陪葬品的多寡與精緻度，往往是考古學者判斷墓主身分地位，以及社會階層分化的指標。從花岡山遺址甕棺中陪葬品的稀少以及修補行為對葬具的堅持來看，或許甕棺本身就具有墓主身分地位的象徵意義。
六、結語
從田野發掘細緻的辨識出土層位與紀錄，到後續室內整理仔細的觀察、整飭與修復，方能更加完善地瞭解考古出土遺物所要訴說的故事。甕棺仍有許多未竟之謎，例如這些陶甕是從哪裡來的？過去常以其陶質之觀察分析指出可能為東海岸一帶，若非本地製作，其原產地為何？以及這麼大的陶甕如何在長途搬運中保持完整而不受損傷等等，有待未來持續研究。
（註1）為臺灣大學陳有貝教授主持之發掘計畫，本文作者姚書宇當時為計畫助理，負責執行計畫與撰寫發掘報告。謝謝陳有貝老師無私地提供資料。
（註2）另有一說為1931年發掘之墾丁寮遺址為臺灣首次正式考古發掘的遺址。
參考書目
尤筱薇
2020 《再探花蓮花岡山遺址之甕棺葬》。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硏究所碩士論文。
尹意智
2016 《花蓮縣花岡山遺址工程基地（北濱段494-2、494-3、587-58 地號）試掘評估成果報告》。花蓮縣文化局。
宮本延人
1931 〈花蓮港花岡山の遺跡〉。《南方土俗》1(1)：63-74。
國分直一
1981 〈臺灣先史埋葬習俗ノート〉。《臺灣考古民族誌》，頁356-368。東京：慶友社。
陳有貝、尤筱薇
2019 《花蓮縣花岡山遺址（北濱段 587-3 地號）考古發掘計畫成果報告書》。花蓮縣文化局。
陳有貝、姚書宇
2017 《花崗山老人館興建工程搶救發掘計畫期末報告》。花蓮縣文化局委託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執行。
陳有貝、姚書宇、溫天賜
2020 《花蓮縣花岡山列冊考古遺址（北濱段 587-61 地號）興建住宅搶救發掘計畫》。花蓮縣文化局委託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執行。
楊宏政
2011 《石橋遺址甕棺葬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硏究所碩士論文。
葉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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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益昌、趙金勇、鍾國風
2010 《花崗國中校舍興建工程遺址搶救發掘計畫成果報告》。花蓮縣文化局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
2014 《花崗國中校舍興建工程（第二期）遺址搶救發掘計畫成果報告》。花蓮縣文化局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
2015 〈從花岡山遺址考古試掘談斜坡堆積的自然層位發掘問題〉。《2014年度臺灣考古工作會報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鍾國風、林文傑、許靜慧、蔡靜婷、黃鏡容、林佑庭、洪婕憶（鍾國風等人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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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國風、許靜慧、蔡靜婷、黃鏡容（鍾國風等人 2018）
2018 《「花蓮縣花蓮市鐵路以東暨美崙溪以西汙水下水道系統新建工程第九標」花岡山遺址試掘計畫Ⅱ期末報告書》。花蓮縣文化局委託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執行。
Solheim, Wilheim II
1960 Jar burial in the Babuyan and Batanes Island in Central Philippines, and its relation to jar burial elsewhere in the Far East. In Philippine Journal of Science 89, part 1:115-48.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研究典藏組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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