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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館首頁 訂閱 / 取消電子報  史前館電子報第408期 2019.12.1

花蓮縣支亞干(萬榮平林)遺址的發掘與發現(下)

文‧圖提供/李坤修

  如前期電子報〈花蓮縣支亞干(萬榮‧平林)遺址的發掘與發現(上)〉所述,平林遺址發現至今常探討的問題除了玉器製作方法之外,考古學家還重視兩個方向,一是平林遺址在文化發展的階段是屬於鐵器(或金屬器)時代還是石器時代?一是平林遺址的文化屬性為何?而這兩個問題基本上也都和玉器製作產生關聯。前一個問題根源於平林遺址出土的玉核廢料是否由金屬工具所造成。另一個問題是平林遺址的製玉是否和卑南文化有關。

一、鐵與玻璃珠的發現與意義

  2004年筆者在平林遺址的發掘,將所有探坑挖出的土方全部進行篩洗,結果發現了鐵片(圖版1)及玻璃珠兩項鐵器時代的遺留。其中出土的玻璃珠共有161件標本,包含紅、藍、綠、紫、黑等5種顏色的單色珠(圖版2-3),其特徵和筆者從舊香蘭遺址發掘的印度太平洋珠(王冠文、李坤修2017)相同。

  這項證據顯示平林遺址應存在和舊香蘭遺址同時的鐵器時代文化階段,換言之,在平林遺址以金屬工具進行玉器加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這是本次發掘極具重要性的發現。

  位在臺東太麻里溪口的舊香蘭遺址是臺灣目前最早出現鐵器及玻璃珠製作的遺址。其早期文化層出現和卑南遺址三和文化同時的遺物,中期以後文化層出現大量煉鐵形成的鐵渣以及製造玻璃珠的證據,也出土多件鑄造金屬器的鑄模(李坤修2012)。

  金屬器製作相關遺物大量出現在文化層堆積中,最早的年代大約2,000B.P.,並延續到1,100B.P.前後。在臺灣此階段的重要遺址包括出土煉鐵爐的十三行遺址(臧振華、劉益昌2001)以及出土大量黃金飾品、鑄模的漢本遺址(朱正宜2017)。

  值得注意的是在漢本遺址除可發現和十三行遺址相同的出土物(例如黃金飾品、青銅刀柄及印紋陶),同時也出土和舊香蘭遺址相同的砂岩鑄模、骨角器及形式相似的石板棺墓葬。因此筆者認為從舊香蘭遺址到十三行遺址之間區域已進入明確的金屬器文化階段,其發展時間就介於2,000至1,100B.P.之間。

  平林遺址最晚的碳十四年代(1,260B.P.)凸顯了鐵與玻璃珠發現的意義。但除了鐵和玻璃珠的證據之外,舊香蘭遺址出土的玉器標本包括圓肉型玦(環)、小型玉管珠及帶凸起雙環連結耳飾,都可在平林遺址找到同類型的器物(圖1-2,見李坤修2010)。除顯示平林遺址與舊香蘭遺址之間的互動現象外,同時也進一步證明平林遺址的發展已延續到鐵器文化時代。不過儘管如此我們還必須思考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平林遺址玉核廢料是否全是金屬器時代的產物?畢竟在臺灣東部從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富山文化就出現使用管狀旋截法製成的圓柱狀玉核廢料(李坤修、葉美珍1995)。



圖1.舊香蘭遺址出土雙環帶四突起耳飾。


圖2.平林遺址採集的雙環聯結耳飾。

二、縱谷類型巨石的發現與意義

  平林遺址除了上述鐵、玻璃珠及玉器之外,亦出土大量製玉廢料、12,457片陶片及15種石器遺留。出土物中有一項極具文化指標性遺物,那就是「縱谷類型」的巨石標本。筆者於調查及發掘總共採集7件這類標本,包含有肩單石、有槽單石、柱狀單石及石輪等4類(圖版4-8)。這是本次平林遺址發掘的另一項重要發現,它不只凸顯這遺址具花東縱谷的文化發展脈絡,同時也和鐵、玻璃珠兩項出土物成為探討平林遺址文化屬性及文化發展階段問題的重要元素。

  平林遺址歷年來的調查發掘,除了出土若干製玉廢料與卑南遺址出土的標本相似之外,並未出現卑南式石板棺、帶四突起玉玦、變質基性岩質石錛及板岩質石鐮等具卑南文化特徵的遺物,出土的陶片雖也包含橋狀豎把及橋狀橫把等部位,但其型制特徵完全與卑南文化的陶把大異其趣而與富里山遺址的標本相近(見李坤修2017)。此外遺址的主要年代(2300-2000B.P.)也明顯晚於卑南文化而與三和文化相當,因此筆者認為平林遺址並不屬於卑南文化。劉益昌的研究認為平林遺址包含繩紋紅陶文化及平林類型兩層文化層,基本上也不認為平林遺址屬於卑南文化。

  所謂「縱谷式巨石」是指出現在花東縱谷間以板岩、片岩及片狀砂岩等變質岩打製的大型石質器物。這種類型器物除了普遍分布在花東縱谷外,也出現在立霧溪口及臺東平原以南的海岸,筆者調查過的遺址就有25處,發現這項巨石遺留呈現出三項重要特徵,其一、分佈範圍廣:從花蓮的立霧溪口至臺東的大竹高溪谷間都發現其蹤跡。二、使用時間長: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鐵器時代末端都出現這類器物,甚至與原住民文化可接軌。三、伴隨出土的其他遺物隨時空而改變致有多種考古文化被命名。筆者認為這種縱谷式巨石文化形成的背後是一種深埋在花東縱谷人群間活力旺盛的文化因子,所以能在縱谷間不斷繁衍發展,就如同石板棺文化的發展般。

  目前考古資料顯示,縱谷巨石文化可能出現在3000B.P.以後的新石器時代晚期,且明顯延續並集中出現在鐵器時代的現象,此外這類型的遺址中多少會出現使用玉器及石板棺的現象。臺東的老番社遺址及上里遺址是卑南文化晚期至三和文化早期的遺址,兩遺址都出現縱谷式巨石遺留同時也出現具卑南文化傳統特徵的玉器,換言之縱谷巨石文化和使用玉器的卑南文化有密切的關連。這個現象顯示平林遺址的文化屬性有其複雜性,並不能單憑某一現象可以做詮釋。



圖版1.平林遺址出土鐵質標本。 圖版2.平林遺址出土大型玻璃珠。


圖版3.平林遺址出土小型玻璃珠。 圖版4.平林遺址試掘坑P5L5出土單石。


圖版5.平林遺址TP3出土有肩單石。 圖版6.平林遺址TP5出土有槽單石。


圖版7.平林遺址地表採集有肩單石。 圖版8.平林遺址地表採集石輪。

三、結語

  平林遺址因出土大量製作玉器的廢料而有臺灣史前玉器工廠之稱,但這遺址的文化屬性討論也常因聚焦於玉器製作而被忽略。從這遺址的重要出土遺物包括細繩紋陶、縱谷式巨石、幾何印紋陶、單色玻璃珠、鐵及帶加工痕玉廢料。年代測定結果顯示遺址被使用的時間至少從3500年前延續到1200B.P.。年代及出土遺物顯示曾居住在這遺址的人群包括繩紋陶文化、縱谷巨石文化及鐵器時代的人群等,因此要了解這遺址的文化屬性及內涵就必須從異時性的角度來看。

  值得一提的是,不論從出土物或年代資料來看,平林遺址缺少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現象,但卻一直被視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例如東部新石器時代晚期常見的四凸起玦形耳飾、几形耳飾、人獸形耳飾、長玉管等器物,在這遺址上都不見相關的製作廢料或失敗的殘件及廢品。這現象或有可能歸因於遺址的發掘研究不夠完整,但筆者相信臺灣新石器時代應存在不同的玉器製作中心或系統的可能性。

  縱谷巨石文化的出現應是平林遺址文化發展的重要因素。這個擅長採石、攻石的文化似乎不擅長玉器製作,所以可能是造成平林遺址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玉器製作文化中斷的原因。縱谷巨石文化可能在2800B.P.以後出現在平林遺址,但出土的陶容器特徵顯示與縱谷富里山遺址的陶器類型相似,包括黑陶、幾何印紋陶、陶罐上帶雙豎把及把手帶刺印紋等特徵。富里山遺址的年代約2200B.P.上下,屬於初期鐵器文化時代,遺址也出土縱谷式巨石,明顯屬於縱谷巨石文化在鐵器文化時代的一種類型,而這點似乎暗示平林遺址出土的陶器應屬於鐵器時代遺留。此外從這遺址出土石器量少的特徵以及碳十四年代的數據也都顯露這項特徵。

  玉器製作是平林遺址的主要文化特色,出土的製玉廢料顯示所製作的器物以裝飾物為主,矛鏃、錛鑿及石刀等工具常以邊角料加工製成。裝飾物主要以環、玦為主,可能還包含高度介於5至10cm的筒狀玉器。其中環的形制主要是肉寬(環高)2至5cm的寬版肉環,玦的形制則是直徑常小於5cm的圓肉素玦或帶獸形凸起玦。而事實上目前這些器物在臺灣鐵器時代遺址的出土頻率與數量都很少,與平林遺址出現的玉廢料數量不成比例,因此平林遺址製作的玉器可能不是以供給臺灣史前人群為目標。筆者認為這項特徵與臺灣鐵器時代文化形成的氛圍頗能契合,不過較令人好奇的是,這群製作玉器的人是誰?製成的玉器流傳到何處?

參考資料
王冠文、李坤修
2017   〈由舊香蘭出土的玻璃質文物初探還南海一帶的玻璃製作與交易〉,《2017南島文化國際研討會—文化資產與社群培力:臺灣南向連結的人類學觀點》會議論文集。頁95-110。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17主辦。(未出版)。
李坤修
2010   〈舊香蘭遺址出土的三突脊玉耳飾及其相關問題探討〉,《2009南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童春發主編,頁141-164。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012  《臺東縣舊香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Ⅱ─現象與遺物》,臺東縣政府文化處委託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執行(未出版)。
2017   〈 花蓮縣富里山遺址史前文化內涵初探〉,《田野考古》Vol.19 no.1:1-76。
李坤修、葉美珍
1995   〈臺東縣卑南鄉富山遺址1994年試掘報告〉。《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通訊》5:33-94。
朱正宜
2017  《重見/建/現/漢本—發掘階段成果展|展覽特輯》。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臧振華、劉益昌
2001  《十三行遺址:搶救與初步研究》。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劉茂源
1954   〈花蓮縣「平林」遺跡調查初步報告〉《文獻專刊》5(1/2):47-59。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遺址發展組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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