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OM Kyoto 2019 X史前館連線──博物館：樞紐、平台或發動器

文‧圖／林芳誠

　　第25屆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以下稱ICOM）年會，今年9月1日至7日在保存豐碩的日本文化遺產（註1）、共計有212間博物館的京都府京都市舉行；會議地點則選在1963年由日本建築師大谷幸夫設計、1966年開始建造，包含當時流行的現代主義形式與日本傳統神社造型的國立京都國際會館。從會議場地的挑選，即可聯想到本屆大會為呼應多元文化及各國博物館發展而訂的主題：「博物館作為文化的樞紐：傳統的未來」（Museum as Cultural Hubs: The Future of Tradition）。整個會議期間包含開閉幕典禮，以及3場主題演講，期間共有229場次的座談會、論文發表、工作坊等交流（註2），期望能透過各國博物館從業人員與學者齊聚的場合，共同討論並給予博物館新的定義。

京都車站前的ICOM廣告看板。

　　本屆ICOM大會不僅是第三次於亞洲舉辦（前兩次分別為2004年第20屆南韓首爾、2010年第22屆中國上海），更是首次在日本進行。無論是在京都車站正門、地鐵通道，甚至是街道上的計程車，都可以看到ICOM大會的廣告文宣。作為東道主的日本，除了成立組織委員會（ICOM Kyoto 2019 Organising Committee），也協同日本博物館協會、日本科學委員會、京都府、京都市、京都博物館設施聯絡協議會（京博連）等單位，串連京都周邊集聚盛名的文化觀光景點與所有博物館，提供與會者有別於「會議室開會」的感覺，透過走訪行程來感受博物館與文化景點（觀）的延伸。

　　本文以筆者參與大會其中四場會議：「解殖與歸還：邁向全貌觀與夥伴關係之道」（Decolonisation and Restitution-Moving towards a more holistic perspective and relational approach）、「博物館定義：ICOM的基礎」（The Museum Definition: The backbone of ICOM）、「博物館與地方發展」（Museum and Local Development）、博物館與社區發展（Museum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的參與經驗，提出與本屆主題「博物館作為文化的樞紐：傳統的未來」的觀察及反思。

ICOM大會的報到區。	京都街道上張貼ICOM大會訊息的計程車。

We shouldn’t speak for the people, the people speak themselves.

　　上述這四個場次，多半聚焦在ICOM及原本掌握知識詮釋、官僚體系、菁英宰制的博物館，如何在扮演平台（platform）過程，藉由與社群、少（弱）勢族群合作，促進資訊交換（流）、人才培力的效果，同時體現博物館的社會責任和影響力，進而達成對於既有相關學術理論（如：認識論）的修正，改變人類對於世界的看法。

　　ICOM英國委員會主席Tonya Nelson鏗鏘有力地發言，認為博物館「不應該是為人民高談闊論，而是人民自己暢所欲言」（We shouldn’t speak for the people, the people speak themselves.）；加拿大人權博物館（Canadian Museum for Human Rights）信託董事會副主席Michèle Rivet提出自身與加拿大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與博物館共同策展經驗而提出三個原則，首先是尊重（respect），再來則是需建立互惠（Reciprocity）關係，最後則是相互連結（interconnectedness）；巴西聖保羅抗爭紀念館的Marilia Bonas認為，博物館必須重構（reframe）原住民族知識的展示思維，並且讓源出社群及大眾了解展示決策、策劃過程（decision-making processes），同時增強（主流）觀眾對於原住民族文化的認知（empower visitors）作為博物館對於文化多樣性與人權的尊重。

　　此外，與會來賓的提問則讓討論議題背後的問題直接浮上檯面。例如納米比亞博物館協會（Museum Association of Namibia）的NehoaHilmaKapuka女士分享博物館應著重於給予地方社會產生影響力，但現場提問當代年輕人如果著迷於當代的流行文化（如：嘻哈文化）之際，博物館能扮演什麼角色？雖然與談人試圖將焦點鎖定在自身經驗當中，博物館如何推動培力計畫而影響年輕人從事傳統文化的復振，但顯然提問人並不滿意這個回應，於是轉身離開現場。

　　文物歸還的議題發問也是另一個現場焦點，提問者認為ICOM大會的諸多討論明顯缺乏在地觀點，而且唯有解去現場使用的語言（這裡指的是英語，雖然提問人也用英語發問），才能凸顯自身權力（These people are talking us (but) without us, we have to decolonize the language, or do it for us without us is against us.），否則在此之前，就已經失去參與處理博物館新定義的機會。

　　現場的前ICOM副主席George OkelloAbungu呼應：「西方人帶著聖經來，要他們閉上眼睛祈禱，但當他們張開眼睛時，土地和文化都不見了。」進一步延續此議題，出現一個有趣的反思：「在訴諸殖民、文物歸還等議題前，應該區辨『殖民物件在博物館的歷史』以及『殖民博物館的歷史』」，雖然會議並沒有針對這些提問提出具體的答案，但也使得本屆大會即將給予博物館新定義表決的前夕，營造一個博物館是否能有標準定義的伏筆。

　　普遍來說，博物館迄今仍擁有相對豐富的國家資源與政經優勢，在回應日益普及的文化多樣性觀點挑戰時，或許能與社群合作來賦予地方實踐自我文化的能力。如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館長吉田憲司先生於會議中指出，民博自1977年開館以來就需面對多數文物所屬社群（內容主要以非洲為例）的民族自覺浪潮興起，如果博物館能夠透過建立合作關係進而培養博物館的策展人（curator）或研究者，促使當地文化得以保存、甚至讓當地人創造自己的博物館（people are grapping their own way of creating their museum）才是讓文化得以繼續延續的關鍵。民博迄今25年來與所屬文物源出社群合作，已培養出61國、269個當地專業博物館人員，同時仍持續進行相關計畫，如同扮演文化發動機的角色，帶給源出社群能量、使其產生動能。

　　然而筆者此次觀察ICOM會議論及的議題，大多仍圍繞在博物館本身具有的資源及能力上，因此大會主題“cultural hub”的中譯為「文化樞紐」，多少美化了英文“hub”的原意。在數位多媒體展示技術的提昇下，原本博物館作為平台（platform）的概念被科技感十足的“hub”給取代。若回顧ICOM於1989年在海牙舉辦第15屆大會主題「博物館：文化的發動機」（Museums: generators of culture） “generator”的概念（註3），似乎較“hub”更具有主動與社群連結、連動參與社會的可能性。

「解殖與歸還：邁向全貌觀與夥伴關係之道」（Decolonisation and Restitution-Moving towards a more holistic perspective and relational approach）場次。	人潮洶湧的歡迎晚宴。

博物館：樞紐、平台或發動機（Museum: hub, platform or Generator）

　　歷經近20年的發展，奠基於UNESCO《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之下的《文化多樣性宣言》（Universal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自2001年正式公布以來，提倡人權、文化權、保障文化遺產的傳承、文化非商品化的概念下，讓許多曾被殖民、或尚在殖民情境的國家逐漸透過文化途徑來追求，甚至建構主體性。但在提倡這些理想性概念的同時，背後牽涉的殖民與被殖民之間的政治、經濟、資源分配、國家權力等社會情境卻較少在會議中被直接討論。

　　從本屆ICOM大會主題的“cultural hubs”或試圖進行表決的博物館新定義來看（註4），也許就是嘗試在文化多樣性的前提下，希望盡量擴充博物館的功能以滿足每個人。但在面對如此眾聲喧嘩的局面，不僅凸顯當代博物館必須處理的多元觀點和挑戰，博物館本身仍然具有相對優勢的政經及學術資源，因此不可能從原本宰制者的角色突然轉變為中立、客觀的平台，如澳洲墨爾本舊財政大樓博物館（Old Treasury Building Museum）館長Margaret Anderson指出：「博物館本身就是一個具有力量的說書人（storyteller），所以一直以來都不會是中立的（neutral）。」

　　筆者認同ICOM德國委員會主席BeateReifenscheid所說：「我們認為的博物館可以很廣泛，但不應該是包山包海，所以對於博物館的定義應該更精準。」（“We think that museums can be a lot, but they should not be everything, and the definition should be sharper.”）（註5），也許就像UNESCO自1990年代就開始嘗試針對無形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給予定義而進行多次辯證，最後僅提出具概念性、五種彼此連結的文化表現形式（cultural form）為認定基準之「參考」。在文化多樣性的前提下，博物館或許可能永遠不會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定義（註6），博物館新定義表決未果也是必然的結果（註7）。這並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問題，而是博物館未來持續呼應建立在人權及文化權（cultural rights）的文化多樣性觀點，必須思考與處理的情形。

（註1）：據日本文化廳統計，截至2019年7月止，京都府擁有的文化財數量為：國寶234項、重要文化財2187項、重要文化景觀6項、重要傳統建築群保存地區11項、重要無形文化保存者11人、重要民俗文化財15項（有形：5項、無形：10項）、選定保存技術保存30項（保存人18人、保存團體12個）、特別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14項、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139項、登錄有形文化財574項、登錄有形民俗文化財3項、登錄紀念物2項。資料來源為日本文化廳網站

（註2）：資料來源為2019 ICOM大會手冊。

（註3）：資料來源為ICOM網站。

（註4）：ICOM原訂提供表決的博物館定義如下：“Museums are democratizing, inclusive and polyphonic spaces for critical dialogue about the pasts and the futures. Acknowledging and addressing the conflicts and challenges of the present, they hold artefacts and specimens in trust for society, safeguard diverse memorie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nd guarantee equal rights and equal access to heritage for all people.

Museums are not for profit. They are participatory and transparent, and work in active partnership with and for diverse communities to collect, preserve, research, interpret, exhibit and enhanc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iming to contribute to human dignity and social justice, global equality and planetary wellbeing.”。資料來源為ICOM網站。

（註5）：資料來源為TIME網站。

（註6）：相關論述請參考黃貞燕（2013）。

（註7）：ICOM大會9月7日的會議中，以70%對28%的票數通過延遲表決，預計至2020年ICOM於巴黎舉行會議時再行討論。

參考書目
黃貞燕
2013　　〈無形文化遺產國際公約的成立與其護衛方法論〉。《文化資產保存學刊》25：7-31。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2019。大會手冊。會議時間：2019/9/1-9/7。日本京都。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研究典藏組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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