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館於4月19日下午，邀請中國大陸學者徐杰舜教授蒞館演講，演講主題為「大陸人類學民族學的現狀」。徐教授現任中南民族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並兼任廣西民族學院漢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以廣西壯族及漢民族文化為主。徐所長精采生動的演說，不僅詳述了大陸人類學自1949年迄今的發展，也為兩岸人類學的研究交流，提供了一個整合基礎。
首先，徐教授將大陸人類民族學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1949年迄至80年代初期。這個時期由於政治型態丕變，兩岸人類學的發展從此分道揚鑣。人類學、心理學及社會學因被視為資產階級的學科而遭到廢除，就連順應政策不得不發展的民族學，也只能限制在少數民族的研究。然而受到蘇聯民族理念的影響，這些研究不是太過刻板，就是強調政治性的教條。
儘管如此，50年代初期到中期，大陸的漢民族研究依附在歷史學中逐漸形成議題，而國際上的人類學也在殖民主義崩解後，研究亦趨於分歧，許多學科開始尋求與人類學結合。
在這種環境背景下，大陸人類學自80年代逐漸進展到第二階段，人類學終於在此時獲得初步重建。這是由於政府實施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農民形成民工潮，凸顯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應時勢的社會學便有了崛起的空間，但人類學卻仍處於邊緣，僅廈門大學及中山大學設有人類學系。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一些學者著手翻譯了如米德（Mead）等西方60年代的人類學經典。而深受西方人類學影響的費孝通先生，也提出「沒有研究漢民族，便無法了解周邊少數民族」的主張，此舉無異為90年代的人類學奠下基礎。
第三階段從90年代到今日，人類學有了嶄新的局面。（一）一些海外學成歸國的學者，引入英國傳統人類學說及國際最新動態；（二）這些研究成果開始彰顯，費孝通先生漸漸將人類學拉回學術核心，並提倡關懷民工的人本精神；（三）在其他學科爭先與人類學結合的情況下（徐教授稱之為「牽手現象」），大陸的人類學終也走出一條康莊大道，在研究方法及理論層面產生了別開生面的創新思維。徐教授進一步指出，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目前廣受其他學科引用，使得這些學科在處理社會問題，以及人與自然和諧的議題上，有所對照比較。
再者，徐教授說明目前中國大陸的社會，呈現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式」結構，所謂中產階級的認定不一致，貧富差距懸殊，未來資本主義所引發的社會現象該如何解決？人民如何與公部門對抗？是否會產生另一波的社會問題，都為未來大陸的人類學發展注入潛在的變因。
由於博物館是人類學的展示場域，該如何促進文物的內在價值？徐教授在接受提問時，認為展示的特色一定要凸出。由於文化的物件價值難以判定，兩岸人類學研究尚無接軌平台，或許未來會出現類似歐盟的整合性組織，因此目前必須集中主題，力量才不致於分散。
總觀而論，徐教授認為人類學研究首先要以人為本。所謂「以人為本」並不是以人為中心，而是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的確，人類文明為生態帶來一連串的浩劫，縱使蓋了高樓洋房，卻連乾淨的飲用水都成問題；其次，要尊重「他者」，並以批判的眼光來審視社會，謀求這片土地的永續發展。
臧館長最後也以史前館之建館宗旨：「人─自然─文化；尊重差異，欣賞多元」來呼應徐教授的演說。期許人類學者以寬廣的眼光來闡釋人類、自然與文化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做為理論實踐的目標。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遺址公園組工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