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類學的1949－－簡述瑞岩民族學調查

文／黃國恩

前言

　　1949，一個象徵時代交替的年代，同樣的對臺灣人類學來說，也是兩股學術匯流的年代。中國來的學者、日本人留下的研究、臺灣的學者學生，從這個年代起，在臺灣共同激發出新的生命力。在此次「人類學家的足跡－臺灣人類學百年特展」中，一段談及「兩股學術匯流─戰後初期臺灣人類學」的單元，就是在闡述這段大環境造就的臺灣人類學史。

　　1948年底，戰事逼近北平，匆促之中，國民政府決定將中研院學者安置來臺，一批大師級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從此落腳臺灣。以李濟為首的史語所帶來大批研究資料及文物，也將中國的人類學研究傳統帶入臺灣，這使得戰後暫時止息的人類學研究有了重新開始的契機。回顧歷史，1949年7月的瑞岩民族學調查是一個具指標性的開端。

空前絕後的大師級民族學調查團－林氏學田山地調查團

　　在獲得板橋林家林氏學田的資助及陳奇祿的鼓吹之下，由史語所、臺大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共同組成了這個調查團的骨幹。調查地點是台中縣中峰區仁愛鄉力行村的瑞岩（註1)，一開始參加者有10人，包括李濟、董作賓、芮逸夫、石璋如（以上四人為史語所研究人員）、陳紹馨（臺大教授，當時負責由「土俗人種學教室」改制的「臺大史學系民族學教室」）、陳奇祿（臺大歷史系助教）、林衡立（臺灣省文獻會協纂，林衡道之弟）、林瑞昌（泰雅族醫生）（註2）、何廷瑞、宋文薰（以上二人為臺大歷史系學生），以陳紹馨為團長。調查團到了埔里之後又再加入劉枝萬（中學教師）及陳金河（師院學生），到了霧社之後又加入林阿玉（瑞岩人，護士），總共13個人組成了這個調查團。調查日期自1949年7月20日至31日，共12天，如果扣除行程的時間，他們實際在瑞岩的調查時間其實只有7天（7月23日至29日）。

　　就歷史的意義而言，雖然這只是一次短期集體調查，但卻是中華民國在台灣進行人類學研究的第一次，所出版《瑞岩民族學初步調查報告》（文獻專刊第二號，民國39年2月）也是中華民國在臺灣出版的第一本人類學調查報告。對臺灣是第一次，對大師而言也是一件新鮮事，殷代曆法專家董作賓先生上山為泰雅族的時間觀念與曆法做調查，舉世聞名的安陽殷墟發掘人李濟博士親身為泰雅族人做體質測量，這是他們以前在大陸時完全想不到的事。對當時剛要走入人類學的臺籍成員而言，能親炙大師的風采，想必也是收獲良多。

　　從研究的內容上看，短短數日的調查並沒有什麼非凡的成就，但是卻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從此之後一直到1970年代，臺灣民族學田野的調查模式都與此類似，而背後都有一種「搶救即將消失文化」的使命感。從博物館的角度來說，「其結果則是豐碩的民族誌著作、伴隨著大量物質文化標本的採集及影像資料，不只成功地『搶救』許多即將式微消失的原住民文化傳統，同時也持續累積自日本殖民時期的調查成果，為日後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礎」（註3）。

　　有趣的是調查團的成員在日後的學術發展上，除了陳奇祿及何廷瑞之外，其他人都不再以臺灣原住民為主要研究方向，反而是未參加調查團的凌純聲及衛惠林，後來帶領助理及學生們留下了許多臺灣原住民的田調研究，採集的文物也成為中研院民族所及臺大人類學系的重要蒐藏。

調查經過

　　當年交通十分不便，從臺北至瑞岩就花了整整三天，分別在埔里及霧社過夜。當年李濟及董作賓都已年過50，而芮逸夫及石璋如也都超過47歲了，要爬整天山路真的很辛苦。其中第三天從霧社到瑞岩的路程，要往上走三個小山坡，往下走四個大山坡，再過三座鐵索橋，到了第四座鐵索橋時因為橋斷了，所以要下山谷再向上爬，最後大伙終於在日落之前順利趕到瑞岩。一到部落就受到泰雅族族人熱烈的「招待」，除了董作賓堅持滴酒不沾之外，其他人都又喝又唱又跳，賓主盡歡。石璋如後來在回憶錄中就對這次熱情的「招待」印象深刻，和在中國時的田野經驗不同，是個新鮮的體驗。

　　第二天就開始進行調查工作，調查是以分工的方式進行，劃分不同的主題進行調查，包括：陳紹馨－人口家族與教育、林瑞昌－疾病統計、陳奇祿及石璋如－物質文化（食、衣、住）、林衡立－宗教、董作賓－時間觀念、芮逸夫－系譜、李濟－體質等，其他成員則從旁協助調查。

　　部分項目在調查方法上相當依賴少數報導人的報導，所以一旦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或是整理之後發現新的問題，就得設法找到原報導人弄清楚，因此調查結束後一個月，又再邀請主要報導人即村長夫婦至臺北，由研究者再行詢問以釐清疑問及補充不足之處，甚至親自到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標本室，藉由文物予以詳細的說明。調查期間另一個問題是語言，問答必須透過原住民語－日語－國語的層層轉譯，臺灣學者因熟悉日語，也懂得國語，因此也就權充翻譯人了。

　　回程時，他們經過埔里的大馬璘，石璋如、宋文薰、劉枝萬等人就順便考察了大馬璘遺址，後來又考察了營埔遺址。後來決定日後發掘大馬璘遺址，這又促成11月的大馬璘遺址發掘工作。

後續

　　7月的調查工作結束之後，為補充之前調查的不足，陳奇祿及宋文薰於9月中旬又走了一趟瑞岩，此行還帶了一位攝影專家張才。除了瑞岩之外，還到附近的望洋、紅葉、翠巒及春陽等部落。陳奇祿也從瑞岩的調查之後，正式踏入人類學的世界。

　　瑞岩的調查才結束，臺大考古人類學系在8月正式成立，由李濟教授任系主任，教授有董作賓、芮逸夫、陳紹馨諸先生，翌年加聘凌純聲教授，陳奇祿及宋文薰則轉為系上的助教，為後來的臺灣人類學界培育了優秀的人才。

　　臺大考古人類學系的設立及大馬璘遺址的發掘，都是臺灣人類學在1949年的大事，在原來「土俗人種學教室」的基礎上，加上這些創系前輩的努力之下，臺灣人類學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參考資料

陳紹韾等 《瑞岩民族學初步調查報告》山地文化特輯，文獻專刊第二號，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民國39年2月。
任育德紀錄　《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8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91年4月。
潘彥蓉紀錄　《李亦園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8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94年9月。
陳奇祿 「我和人類學系創立之初」，台大校友雙月刊第21期，2002年5月。
岳南　《之後再無大師》，八旗文化出版，遠足文化發行，2010年9月。
李亦園　專文一：陳奇祿院士的學術貢獻與書畫藝術，收錄於《陳奇祿書畫集》10-14頁，林金悔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民國92年。
徐正光、黃應貴編　《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註1：目前屬於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舊部落因921大地震而嚴重毀損，大部分居民已遷離。
註2：泰雅族名為樂信‧瓦旦，日本名為渡井三郎，日本時期曾任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員，國民政府時期當選第一屆台灣省臨時省議會議員，1954年因「高山族匪諜案」罪名被國民政府處決。
註3：引自「人類學家的足跡特展」之展示文字。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展示教育組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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