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家為什麼要研究陶器碎片？／李德仁

台南八甲遺址大坌坑文化陶器紋飾

陶器的碎片常見於新石器時代遺址，這些看似不起眼的陶片，對考古學研究有什麼重要性？值得考古學家如獲至寶的加以珍視！在眾多的考古資料當中，陶器作為文化變遷研究的主要對象已為學界所認同之外，也一致認為陶片以其數量大，各項屬性之變化速度較快足以反映時代精神、不易受風化破壞或擠壓變形等特點，成為世界新石器時代文化中研究最多、用功最勤的主要考古遺物。甚至可說整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研究係以陶器為核心開展而來；在美國七0年代以陶器為主要分析項目的史前居處法則研究，幾乎可稱之為『陶器社會學』，這一波新考古學研究風潮對台灣考古研究也有一定的影響（楊鳳屏1997：12）。

陶器分析應用於人類社會的重要性，學者認為陶器形制與文化喜好與流行相關，故其形制可作為某一時空架構中文化性質的參考；以台灣史前文化為例，早期的文化架構主要就是建立在陶器形制或紋飾特徵上，如粗/細繩紋陶文化、繩紋紅陶文化等等；陶器上的各項特徵往往是作為台灣史前文化區隔辨識，或是文化變遷的指標。例如臺灣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大坌坑文化陶器，係以常在唇口有一圈突起的脊條，或是在口部的唇面和肩部飾以條形或波浪形劃紋為其特色（參見附圖）。而陶器的形制也反映出某一特定時空脈絡中的人群的文化選擇結果。

經由陶器分析與研究，可使我們了解與認識關於年代學、文化行為變遷、社會結構特性，以及陶器生產與分布行為組織等方面的問題。其中因陶器表現了某種製作、技術、使用方式和意義的特性。這種特性使我們可以評估它們在社會當中的潛在角色。另外一個特性在於陶器的各項特質中，為研究者依其研究目的所抽離出來的要素，能夠幫助我們了解文化與非文化的因素的意義。

由於考古學並不是直接發掘研究過去的人類文化與行為，而僅是發掘出人類行為所遺留下的殘篇斷簡，因此考古學者應該加以評估出土物的現況與過去行為連接性。這也是近來的遺址形成研究之所以強調：考古資料與行為活動間非直接對應關係，再探討人類行為與文化面貌時必須先加以釐清。如趙金勇先生對台東縣長光遺址的研究時亦指出，從陶器破散關係之分析，可知自遺址開始形成到形成之後，陶片破散趨勢與人類埋藏陶器行為的擾亂，可能誤導研究者將同一時期的遺物因層位分布的上下關係，而將其置於不同時期。近年來台灣以陶器作為論文主題研究的相當多，亦反映出陶器在台灣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性。

參考文獻

楊鳳屏

1997  《鳳鼻頭遺址早晚期文化的傳承與變遷：以陶容器研究為例》，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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