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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家為什麼要研究陶器碎片?
 
 
史前館電子報第13期 2003.06.15 
   
 

考古學家為什麼要研究陶器碎片?/李德仁


台南八甲遺址大坌坑文化陶器紋飾

陶器的碎片常見於新石器時代遺址,這些看似不起眼的陶片,對考古學研究有什麼重要性?值得考古學家如獲至寶的加以珍視!在眾多的考古資料當中,陶器作為文化變遷研究的主要對象已為學界所認同之外,也一致認為陶片以其數量大,各項屬性之變化速度較快足以反映時代精神、不易受風化破壞或擠壓變形等特點,成為世界新石器時代文化中研究最多、用功最勤的主要考古遺物。甚至可說整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研究係以陶器為核心開展而來;在美國七0年代以陶器為主要分析項目的史前居處法則研究,幾乎可稱之為『陶器社會學』,這一波新考古學研究風潮對台灣考古研究也有一定的影響(楊鳳屏199712)。

陶器分析應用於人類社會的重要性,學者認為陶器形制與文化喜好與流行相關,故其形制可作為某一時空架構中文化性質的參考;以台灣史前文化為例,早期的文化架構主要就是建立在陶器形制或紋飾特徵上,如粗/細繩紋陶文化、繩紋紅陶文化等等;陶器上的各項特徵往往是作為台灣史前文化區隔辨識,或是文化變遷的指標。例如臺灣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大坌坑文化陶器,係以常在唇口有一圈突起的脊條,或是在口部的唇面和肩部飾以條形或波浪形劃紋為其特色(參見附圖)。而陶器的形制也反映出某一特定時空脈絡中的人群的文化選擇結果。

經由陶器分析與研究,可使我們了解與認識關於年代學、文化行為變遷、社會結構特性,以及陶器生產與分布行為組織等方面的問題。其中因陶器表現了某種製作、技術、使用方式和意義的特性。這種特性使我們可以評估它們在社會當中的潛在角色。另外一個特性在於陶器的各項特質中,為研究者依其研究目的所抽離出來的要素,能夠幫助我們了解文化與非文化的因素的意義。

由於考古學並不是直接發掘研究過去的人類文化與行為,而僅是發掘出人類行為所遺留下的殘篇斷簡,因此考古學者應該加以評估出土物的現況與過去行為連接性。這也是近來的遺址形成研究之所以強調:考古資料與行為活動間非直接對應關係,再探討人類行為與文化面貌時必須先加以釐清。如趙金勇先生對台東縣長光遺址的研究時亦指出,從陶器破散關係之分析,可知自遺址開始形成到形成之後,陶片破散趨勢與人類埋藏陶器行為的擾亂,可能誤導研究者將同一時期的遺物因層位分布的上下關係,而將其置於不同時期。近年來台灣以陶器作為論文主題研究的相當多,亦反映出陶器在台灣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性。

參考文獻

楊鳳屏

1997  《鳳鼻頭遺址早晚期文化的傳承與變遷:以陶容器研究為例》,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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