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南遺址以出土台灣玉器著稱，其玉器數量大而且種類多，由於考古學者將卑南遺址之玉器放在卑南文化範疇，使得距今3500年至2300年前之卑南文化成為新石器時代卑南大溪口之盛大玉器文化。而同一時期，在花蓮溪口有一花岡山文化，為臺灣東海岸另一製作台灣玉器之史前文化，其遺址主要分布花蓮溪口以南海岸，例如嶺頂、大坑、鹽寮等。

花岡山文化之典型遺址─花岡山遺址位於現之花岡山運動公園，在日治時代1929年有宮本延人等進行小範圍試掘。時至1992年，花岡山遺址因運動公園重建工程出土甕棺，筆者與同僚等前往進行搶救發掘，其後並陸續在花蓮溪口南方之大坑、鹽寮遺址進行數次試掘。綜合上述數處遺址之考古資料，筆者認為花蓮溪口存在之素面陶文化，所顯現之陶石器製作、埋葬等文化行為有其獨特性，可稱為「花岡山文化」。

1993年考古學者劉益昌於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遊憩解說叢書「史前文化」曾提出「花岡山文化」，並認為花岡山文化分布於海岸山脈北段、花東縱谷北段及奇萊平原。筆者在此所談論的是海岸山脈北段的遺址所呈現之文化內容。此外，花岡山遺址在1992年以前亦曾出土少量台灣玉器，考古學者陳仲玉於1998年發表之「台灣史前的玉器工業」〈收錄於鄧聰編『東亞玉器Vol. I 』：336-349〉文中，將其文化歸為卑南文化花岡山類型。

有關卑南文化與花岡山文化，筆者提出以下兩方面說明，第一，花岡山文化與卑南文化約是同時，但其物質文化有明顯差異。例如陶器方面，兩文化所製作、使用之陶器不論在質地、形制都不同，大體而言，卑南文化主流陶器為摻板岩砂陶器，顏色橙紅，器壁結實，生活用陶器群多大型罐，陶器若帶把手則為壯實之橫橋把。花岡山文化主流陶器多摻安山岩細砂，除大形圓底罐外，多為中小型罐，若帶把手則為豎橋把，此外並有許多帶小外耳之缽或豆，器表帶褐色彩。花岡山文化之陶器類型在鹽寮遺址表現最多，因而筆者常以鹽寮遺址陶器群做為該文化陶器代表類型。

花岡山文化之片岩石板棺↑ 花岡山文化之甕棺→

另一方面，兩文化之埋葬習俗不同，卑南文化採行石板棺傳統，棺內陪葬石（玉）器、陶器等；花岡山文化墓葬採片岩石棺及甕棺兩種形式，其中以甕棺發現數量較多，目前發現數量超過10座，葬具為大型圈足陶罐。片岩石棺發現量少，花岡山遺址曾出土散亂之片岩石板，可能是被擾亂之石板棺。筆者所觀察之石板棺出土於大坑遺址，其側板拼排方式迥異於卑南文化石板棺，棺內有小型玉管珠等陪葬品。甕棺少帶陪葬品，有兩個甕棺在棺外放置台灣玉製大石錛。

綜合上述，花岡山文化與卑南文化之差異明顯，應屬不同文化族群所遺留。然花岡山文化與卑南文化之間又存在一種共同的非主流陶器，那就是長光類型陶器群，使得兩個文化看似有相同之處。

長光遺址位於城子埔溪口，約在花蓮溪與卑南溪之中間位置，長光遺址出土一大型岩棺，以及數個礫石方形祭祀圈，圈內祭祀石板棺，圈之附近佈滿許多祭祀陶器。由於岩棺之故，曾將長光遺址文化暫歸於「麒麟文化」，不過近來筆者與同僚思考，一來長光遺址陶器群與麒麟遺址素面陶器之關係並未確定，二來長光遺址礫石方形祭祀圈與麒麟遺址曾出土之單石排列結構不相同，可能顯示不同之文化行為，因此傾向於將長光遺址之陶器類型暫稱為「長光陶器群」，其文化稱為「長光類型」。

長光陶器群種類頗多，其中最典型者為雙豎把圈足罐及大型圈足罐，從卑南遺址、港口遺址至花岡山遺址，長光陶器群在海岸沿線各遺址中發現蹤影，卑南陶器、長光陶器、花岡山〈鹽寮〉陶器所代表的三個小型文化圈隨遺址分布區位消長，在長光遺址以南〈或者更南一點〉，可能是卑南陶器為主流，長光陶器為輔。至長光遺址，以長光陶器為主，花岡山〈鹽寮〉陶器為輔，往北則花岡山陶器逐漸為主流，長光陶器為輔。

長光類型之大圈足陶罐被花岡山文化採用為甕棺葬具，雙豎把圈足罐則成為卑南文化之陪葬陶罐，由此觀之，花岡山文化與長光類型、以及長光類型與卑南文化間的關係相當良好而密切。

回到本文主題，花岡山文化為製作台灣玉器的文化，在鹽寮遺址發現數量頗多的玉材、廢料，包括高5公分，徑約4公分的玉核廢料，此與壽豐鄉玉器製作場遺址－平林遺址常見之玉廢料頗為相似。在地理位置上，平林遺址位花蓮溪上游壽豐溪之高位河階，而花岡山文化遺址分布在花蓮溪出海口，玉材之傳布有其便利之處。

花岡山文化接近玉材產地，鹽寮遺址亦發現有大量玉材廢料〈包括圓截廢料〉，然而目前花岡山文化出土玉器不算多，而且玉器以錛鑿、矛鏃、斧鋤、刀等實用性工具或武器較多，標本多殘破而用痕累累。裝飾玉器少，而且偏小型化，其中包括特殊的蛙形玉飾、小型玉棒、小管珠、玉墜，圓形玉器主要為玦形耳飾，包括帶四突起或不帶突起者，而且耳飾多為圓心偏高者。

花岡山文化帶伐孔板岩石刀

臺灣史前文化之玉器與石器製作有其整體性發展，其中鑽穿或旋截技術之發展為其關鍵，若以之作為區分標準，花岡山文化石（玉器）製作可能有以下階段性，一是不帶圓穿階段，例如磨製石鏃、矛頭多偏扁薄、細長不帶穿類型，厚實帶穿類型較少；不帶穿之錛、鑿數量頗多。再者，磨製石器可觀察到伐孔現象，伐孔可能為未具「鑽穿」技術（工具）前之穿孔方式，製作方式為自石器兩面相同位置各磨出一道凹槽，凹槽中心位置即可穿透。目前採集之帶伐孔石器至少有2件，1件為板岩石刀，1件為台灣玉質石刀。

花岡山文化玦形耳飾偏小型化

第二階段為鑽穿、旋截技術（工具）發展之後，此時鑽穿深度與旋截的管徑有所限制，器物即使厚僅0.5公分，鑽穿時亦採兩面穿透，由於旋截口徑較小，可能使圓形器物偏小，花岡山文化之圓形玉器如耳飾即有偏小型化之趨勢。另方面旋截力道弱，使截下的石核縱剖面呈梯形。

第三階段為鑽穿、旋截技術（工具）成熟之後，鑽穿之深度增加，旋截面積亦增大。此時此階段採兩面鑽透之圓穿已可以由一面鑽透，而一面旋截下厚度4公分，徑4公分，甚者更大的石核已非難事，同時旋截力道強，使得截下石核之剖面上圍與下圍可能僅差距數mm。花岡山文化之部分石核即可觀察到上述現象。不過有一個現象是，花岡山文化有大型石核，卻少見大型的環狀或玦形玉器。

以上是由花岡山文化石（玉）器之表現所引發的初步思考，花岡山文化較諸卑南文化，雖然玉器數量不多，然而已可確定在160多公里長的海岸線有第二個玉器文化存在，而花岡山文化出土不少玉器製作的相關線索，實為研究臺灣史前玉器製作之另一扇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