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舊香蘭遺址出土的完整狗遺骸骨骼出土情形 |
圖2.
雙頭連身狗陶偶 |
圖3.
狗陶偶（陶器把手） |
圖4.
狗陶偶（陶器把手） |
圖5.
人與狗造型紋飾陶片 |
圖6.
狗造型紋飾陶片 |
圖7.
人臉與狗造型紋飾陶片 |
歲值狗年，各種媒體把這被譽為「人類最忠實的朋友」的動物炒得火紅，史前文化博物館也隨俗的在農曆過年推出以「史前狗」為主軸的狗年特展。正巧本館在上年度執行搶救發掘的舊香蘭遺址，也出土現多項與史前狗相關的資料，這些資料除了將在本次狗年特展中扮演部分的角色之外，筆者認為它們在東部史前考古工作上是相當特殊且重要的發現，因此特別利用這個版面將這項資料做一番介紹。
舊香蘭遺址位在台東縣太麻里南側的海岸線，民國92年9月因受颱風大浪侵襲而出現一處大露頭。史前文化博物館受命進行緊急考古搶救發掘，從該遺址露頭採集到大量的陶器、石器、骨角器、金屬器、玻璃器及動物骨骼等遺物，同時利用採集到木炭進行碳十四定年，結果獲得遺址的年代為距今約1900B.P至1200B.P之間。從出土物及年代資料證實這遺址的文化發展階段已進入金屬器時代。
在舊香蘭遺址出土的眾多史前遺物當中，出現兩種與史前狗相關的標本，一是狗的遺骸，一是當時人類所創造的「狗的形像」。狗的遺骸從出土狀態來看，基本上可區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保存全身完整的遺骸（圖1），第二類是不完整的遺骸，第三類是零散的骨頭。完整的狗遺骸只出現兩具，其出土的狀態明顯的是被埋葬的現象。不完整的狗遺骸共出土三具，其中兩具是只帶頭部與前肢的遺骸前段，另一具是只帶有後肢骨、盆骨及尾骨的遺骸後段，這種肢體不全的出土狀態可能是一種完整的遺骸被擾亂後的現象，而不像被肢解的現象。零散的狗骨頭數量不多，出土時呈現無次序的狀態散落在文化層之中，無法判斷是何因素所造成。上述三類狗遺骸的出土環境是垃圾堆形態的文化層，所以第二類及第三類標本的屬性可能像文化層中出土的其他獸骨、魚骨般只是一種廢棄物。至於被埋葬的完整狗遺骸，因為所出土的環境不是在當時人類所使用的墓葬區內，所以無從判斷是否為經過儀式過程的墓葬現象？還是單純的只是「把死狗埋在垃圾堆」的行為現象？此外出土的狗骨骸並未出現如豬、鹿等骨骸所出現的破碎現象，所以筆者判斷狗可能不是當時人類的食用對象。
舊香蘭遺址所出土的另一種「史前狗」是出現在陶器上的狗造形，這種標本也可區分為兩類，一類是以陶土捏製的狗陶偶，一類是印在陶器外表的狗形紋飾。狗陶偶一共出土25件標本，其中大部分是殘件，完整及接近完整的標本只有5件。這類標本的主要特徵是它們並非獨立的個體，而是附屬在陶器上的一個部位，所以標本體形不大，最大的標本長約67mm，寬約31mm，高約43mm，最小的標本長約33mm，寬約16mm，高約22mm。其功能有可能是陶容器或陶蓋上的把手，可也能是一種有象徵意義的裝飾物，例如也在舊香蘭遺址的陶器上出現的蛇、龜等附加堆紋，或者如排灣族陶壺上附加的百步蛇紋。狗陶偶在造形上有很多變化，但可大分為兩類，一類是雙頭連身的造形（圖2），一類是單一個體造形（圖3,4）。前一類標本數量大約佔四分之一，其特徵是陶偶上帶有兩個頭，一個頭朝前，一個頭向後，身軀共用，沒有尾部，整體造形已超越了具象的意義。後一類狗陶偶是狗的具像描繪，從標本的形態上，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狗具豎耳、捲尾、帶花紋等特徵，極似現代所謂的「台灣土狗」之特徵。
出現在陶器外表的狗形紋飾特徵是以單一的狗形圖案，重覆壓印成的水平帶狀紋飾。這種狗形圖案有多種形態，且常與其他圖案結合形成一件陶器上的紋飾，但同一件陶器上只會出現一種狗形圖案。狗形圖案紋飾是一種壓印紋，紋飾的特徵顯示施紋的工具是帶陽紋線條的「印章」，印章上的圖案應是〝單一〞的而非多數的，所以陶片上沒有塊狀施紋的痕跡，且每個狗形圖案之間也沒有規律的間隙或方向。舊香蘭遺址上出現有狗形圖案紋飾的陶器絕大多數是所謂的「龜山式」陶器，這種陶器多屬小型物，器表也大多帶有紋飾，其紋飾的種類相當多，初步統計就有三十幾種。目前所見和動物相關的圖案有蛇、龜、猴子、人、狗等。換言之，狗形圖案只是舊香蘭遺址的「龜山式」陶器上紋飾的一種。狗形圖案最常和人形或人臉圖案一起出現在陶器上（圖5,6,7），就像猴子也最常和人臉一起出現一般，或許其中代表著這兩種動物與人類關係密切的像徵意義。
台灣地區近幾年來的考古工作已陸續發現不少史前狗的遺留，其中較重要的發現如台南縣曾文溪兩岸的烏山頭遺址與台南科學園區內出土的完整狗遺骸，以及台灣東部鹽寮、卑南等遺址新石器時代文化層中的狗陶偶。舊香蘭遺址出土的史前狗標本是這項資料中最新的一批。雖然在這批資料中，狗遺骸的出土數量及年代深度上都不及西部平原所出土者，但舊香蘭遺址的標本不只包含了狗的直接證據（狗遺骸），也包含了當時人類社會對狗外形（狗陶偶）及狗與人類社會關係（陶器紋飾）上的描繪，就史前社會研究的角度而言，其資料的豐富性已遠遠超過以往的發現。此外在這批資料中筆者認為陶器上的狗形紋飾是一項最重要的發現。在這項標本上至少帶有兩個重要的訊息，其一，這是台灣史前時代人類將具像的動物圖形印在陶器上做為紋飾的第一次發現。以往考古所發現的陶器紋飾絕大多數是幾何形的抽像圖案，同時大都使用刻劃的方法施紋。因此，狗圖形紋飾反映了陶器製做觀念上的重大轉變。其二，使用「印章」式的方法在陶器上施紋，也反映了當時社會工藝技術的提昇。經筆者觀查陶器上的印紋，除了「狗形」外，還有人、猴子、蛇等圖案也都使用「印章」式的工具施紋，而這些工具上的圖案面積小，線條也銳利而穩定，應是一種金屬材質的「印章」才能完成的紋飾，這一點或許可以和當時社會已發展出金屬鑄造的技術有極大的關連。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研究典藏組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