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子埔（或城仔埔）為長濱鄉長濱村北方臨台11線公路之小社區，其南方為長光社區，北方為真柄社區。1993年，筆者與同事李坤修先生執行台11線公路拓寬工程相關之史前遺址調查計畫時，於城子埔社區西側海拔約41公尺之砂丘發現史前時代陶片及石器，因此命名為「城子埔遺址」。同年，相隔城子埔溪之長光社區西側砂丘亦因出土岩棺而被確定為遺址，稱之為「長光遺址」(見史前館籌備處通訊第二期『長光岩棺及長光遺址發現簡報』)。自兩處遺址發現後，1993年至1998年間持續進行調查與試掘，其中城子埔遺址於1998年進行1次試掘工作，該次試掘報告已發表於《臺東文獻》復刊第九期及第十期。
|
圖1.祭祀陶罐於探坑中出土情況
|
圖2.陶罐之口緣與圈足於整理後重現其扣合情況
|
城子埔遺址試掘面積不大，僅84平方公尺，出土4處現象，包括礫石結構與陶器群現象。本文要談的是其中之陶器現象，其為最早出土之現象，由於試掘之初尚未了解遺址可能出土之現象屬性，故因初步推測屬於以陶器為棺之墓葬（Burial），因此而將之編為B1，稍後發現其屬性應定位為祭祀現象。
本現象由一個切開之雙豎把折腹高圈足罐所構成（圖1），陶器站立高度約30公分。陶罐自腹部橫向切開，腹部以上部份，包括口緣，呈倒扣站立之狀態，腹部以下包括圈足部份，直立於倒扣之口緣上方，圈足與口緣間形成一可收納之空間（圖2），內部裝盛4件台灣玉質裝飾品。
若將此陶罐恢復原形，則此大型圈足罐（圖3），整體高約360mm，其中口緣高約81mm，腹部高約146mm，圈足高約131mm。其口緣外敞，腹體膨大後折轉縮起，下接高大敞放之圈足，所接把手渾圓壯實，把徑約25mm，把之上端接於口緣下2、3公分處。在體徑方面，口緣徑約280mm，最大腹徑290mm，圈足最大徑約280mm，亦即陶罐三個主要部位－口緣、腹部、圈足之直徑大約相等，器壁厚度於腹壁最薄處約3mm，圈足銜接底部處約12mm，一般厚度在5至7mm。
|
圖3.復原後之大型雙豎把圈足罐
|
圖4.陶罐內裝盛之臺灣玉器
|
另一值得注意之處在於圈足所裝飾品分別為3件形似「几」形（稱兩翼型）之台灣玉耳飾，以及1件兩端帶穿之細窄台灣玉質石棒（圖4）。特別的是，4件裝飾品並未直接貼在陶器壁上，其中間隔有數公分厚之砂土，並有2件玉器落入口緣頸內，因此推測這些玉器應不是直接置放陶器內。
現象內放置台灣玉器而未直接貼著陶器，推測有一種可能是戴在人頭上，由於濕熱氣候下之砂土環境多半難以保留人骨，因此雖未見頭骨遺留，然推測以圈足及口緣所形成的空間大小，足以容納人首。
此一切開陶器裝盛玉器的特殊現象，為何後來筆者與同僚會推測是祭祀現象？主要支持此推測之證據來自長光遺址。長光遺址曾出土明確的祭祀現象，那就是以單層安山岩礫石排列成長4公尺、寬3.8公尺之礫石圈，中心位置為一板岩石棺，礫石圈北、西、南側均置放有大批陶容器，並以玉器、陶紡輪為祭祀品。在此完整的祭祀現象中，明顯看出祭祀對象為石板棺內之墓主。礫石結構旁並且有數個圓腹罐內有人頭骨之少量遺留，其中有伴隨玦形玉耳飾者，可證實以陶器裝盛人首之祭祀行為模式。
觀察長光遺址之祭祀現象後，發現緊鄰的城子埔遺址出土之祭祀現象其實與長光遺址類似，只不過保存的程度遠不及長光遺址，亦即城子埔遺址因現代耕作之破壞，僅保存零散之祭祀陶器，其中包括裝盛人首及玉器之圈足罐。尤其本文所特別強調的大型雙豎把圈足罐在長光遺址之祭祀場中出土數量更多，此型陶器似乎是主要祭祀陶器類型。
此祭祀現象透露的訊息重點一在器物，一在文化行為。器物方面，由此祭祀陶器可以看出文化的接觸與交流，在城子埔遺址與長光遺址試掘之前，卑南遺址石板棺內亦出土小型化之類似帶圈足陶罐，因此以往可能將之視為卑南文化典型器物，如今觀之，城子埔遺址與長光遺址為數眾多之雙豎把圈足罐呈現體大、壁薄、質精之特色，似乎才是雙豎把圈足罐之發展中心。
在祭祀行為方面，重要的是兩遺址證實史前時代以人首為祭祀物的行為，更特殊的是作為犧牲的人首還帶有玉器，顯示犧牲者可能不是敵對者。
至於這個使用人首為祭祀物的史前文化為何？亦即有關城子埔遺址與長光遺址之史前文化歸屬，筆者以往因長光遺址出土岩棺而將之歸為「麒麟文化」，然而，一者岩棺與麒麟文化關係可能必須再作釐清；二者兩遺址陶器無法與麒麟遺址陶器作比對（因麒麟遺址未有等量之完整陶器資料）；三者兩遺址出土之祭祀現象與麒麟遺址不同，因此目前筆者將兩遺址之文化歸為長光類型，而長光類型與麒麟文化之關係必須再作研究。
目前所了解之長光類型，製作精良大型陶器並使用玉器，有特殊祭祀場所以及人首祭祀行為。綜合言之，由城子埔、長光遺址祭祀場與大量陶器所透露之獨特文化行為，使我們更能看清楚兩遺址史前文化人之身影，亦將更有利於釐清同時期史前文化之關係。
